新院在风波后的发展结果
新院风波已快要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新院的团队经过大换血后及两季招生后，我们来探讨一下。新院的发展是持续增长还是出现下滑的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招生的成绩。在新院两季的招生结果来看，新院招生是出现下滑的形象，但是潘院长在8月份毕业典礼上说到招生结果很理想。这样是否代表潘院长在说谎，还是一时忘记了总人数才随说一个数字。看起来，潘院长是想要隐瞒媒体和各界华教人士，新院招生是逐渐下滑而不是上升。
为何新院院长不敢将事实真相告诉大家，而要隐瞒大众呢？是否华社会因为新院招生不理想就给院长压力要他辞职下台吗？他没有想过他在上任前董总为他所打造的崇高印象，就因为这次的说言。华社就会想潘永忠是否是真的有能力带领新院升格大学吗？
接着，在新院一轮大换血后，招入了很多新血。在行政换新血后，行政工作有提升吗？也没见的有什么提升，反而出现反效果。让人觉得是越来越差，尤其是一些本来资格不足也招入来当任重职。这已经是一个很多的错误，这样只会让新院越来越差，而不是让新院越来越发展。
2009年还有两个月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年又即将来临了。新院也在这时候要准备明年的招生活动了，他们又会使出什么法宝和策略来让新一年的学生人数不会持续下滑呢？又怎样让那些失职的领导如何接着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饭碗呢？我们拭目以待！！
Tuesday, October 13, 2009
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景观
一个‘永远的华教园丁’眼中——
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景观
莫泰熙主讲，洪佩玲整理
1．前言
我很高兴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的邀请，参与今晚的主题为“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我在讲座会之前，因为忙于协助沙巴和砂拉越一些华校进行筹款和招生的宣教活动，无法应主办单位的要求，像其他主讲人一样，事先提供讲稿全文。我只能给讲座会提供我的讲话提纲和讲话题目。谨此表示我的歉意。
我今晚的讲话题目是，“一个‘永远的华教园丁’眼中——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风景观”。园丁照顾花草树木，其实就是尊重生命、呵护着生命。我一路来把自己当作一个华教园丁，哪里需要浇水，我去浇水；哪里有害虫，我去捉虫。作为华教园丁，就是要尊重及呵护我们下一代的珍贵生命。我有机会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觉得很自豪。能为下一代付出，虽然辛苦，不过值得，感到不枉此生。
2. 四个问题
我原来有个提纲，但今晚前面三名主讲人已经谈了许多。我不再重复3名主讲人已经谈论或涉及的课题，我想在有限的（30分钟）时间内，跟大家共同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董总垮下来，我们怎么办？
如果叶新田领导的董总垮下来，我们怎么办？华小、独中及新纪元学院，将何去何从？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叶新田领导的董总垮下来”的含义，有不同的层次：（1）有一天大家认为叶新田已经没有办法领导了，那么谁来领导？接下来的领导人将会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能力、诚信、理念及思维？潘永强博士刚才提出的“精神危机”，这个病症必须加以治疗。但是治疗“精神危机“这种病症，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就像一个心灵创伤的人要接受心理辅导，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一样；（2）精神创伤无法痊愈而趋向更加严重，也就是说，董总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由一个政党来掌控和支配的时候，我们将怎么办？我们现在就要做些什么准备？简言之，有一天董总这个金字招牌不再那么“光亮”的时候，我国的华教运动该何去何从？
第二个问题：这个运动究竟还存在吗？
十多年前，有一名年轻学者, 曾庆豹，銮中毕业生，曾提出：我国华教运动还存在吗？“动，还是不动？”（见曾庆豹著《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一文，原载于1996年4月21日南洋商报C3页）。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华教人士（包括我及我周围的一些同道）应有的关注。今天，这个华教运动，是静止不动像一潭死水呢，还是还在动或“反动”了？我认为，目前我们应该严加思考、广泛讨论这个问题。刚才潘永强博士所提的这个运动的“精神危机”，也是我们应该严加思考、广泛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总体来说，我们要思考及讨论：今天我国的华教运动究竟是处在什么状况？如何让这个运动变革或发展的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第三个问题：华校及华教机构有没有变质或质变的问题？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运动有没有变质或质变，首先要弄清的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此外，也要深入思考：究竟董教总为什么要存在？新纪元学院为什么要存在？独中为什么要存在？华小为什么要存在？我们这些人（华教工作者）为什么要存在？
第四个问题：独中和统考的前途，令人担忧吗？
对于独中和统考的前途，我是“提心吊胆”的。
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是谁？旁观者 又是谁？我曾在董总这个机构服务，可以说，我曾经是当局者，也许许多时候是“迷者”。但是，现在我是“局外人”。一个曾经是“局内人”的“局外人”，也许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与许多“局外人”，不论是深度与广度都不太一样吧。许多人谈这个问题，评论董教总。我以为那是因为大家觉得董教总这个机构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董教总这个机构的领导，一路来坚决为推动华教运动而努力奋斗，就不会有今天的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有人担忧，万一独中统考的水平或诚信或公信力有一天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我今天提出一些我所担心的问题。主办统考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学术工作。目前谁在主持研发统考的工作？谁能确保这个考试制度能与时俱进，永远维持有公信力的高水平，让独中生与全世界的中学生相比时，能展现他们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要做到这一点，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行政部必须拥有一批有心有力，即有奉献精神、有教育素养、有专业能力的学术团队。目前这个团队在哪里？我看不到这个团队，因此我担忧。
以下就上面四个问题，再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3. 仍然面对存亡与发展的问题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华教运动？因为我们的华文教育一开始就被当权者判了死刑。要怎么让他们活下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长期宣教、呼号、觉醒、保护、救亡、发展，自然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独立５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华教面对什么问题？除了发展，仍然要面对存亡的问题。几十年来，华文教育不断受到当权者的破坏，这种破坏至今仍然存在。我们这个运动最主要的目标是争取各民族母语教育有一个合理的、公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基于这个运动的正义性和群众性，这个运动有价值，有永续的生命力。
4. 如何确保华小与独中不变质
各位，你说现在华小有没有变质？独中有没有变质？华文教育开宗明义就是用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文、行政语文、考试语文的学校。 在这学校进行的教育才是名副其实的华文教育。如不是这样定位，而有读一科华文，就叫作“华文教育”，那么，新加坡也有华文教育，马来小学也有华文教育。泰国、印尼华文教育也遍地开花了。
从上述角度来看，华小有没有变质？早就变质了。1987年，两个老前辈，林晃生与沈慕羽在“茅草行动”下被扣留。因为当时政府委派一些不谙华文、不懂华语的老师到华小当行政主任、副校长等行政高职。我们动员全国大大小小的力量，全力以赴，结合党团力量，据理抗争，召开抗议大会，保护华小本质不变，结果当局进行大逮捕全面镇压。今天，这种不谙华文华语的老师在华小已经多到没人能管了。当越来越多华小老师不懂华文华语，没有扎根在中华文化这块土壤时，华小还是华小吗？当华小的数理可用英文或华、英文来学习或让家长选择可用英文或华文来考试时，华小还是华小吗？
现在有些独中的数理，商科都用英文课本了。有人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如果要适应时代，60年代 政府叫我们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时就应该改了。我们的老前辈林连玉老师付出惨痛代价，保护华文中学成为独立中学。可是有些人忘了这个本质，倾向于把独中课程英化（如主张与实施英语教数理等科目），甚至有人主张和实施，把独中转变为英文中学，因为这样的中学受欢迎，有市场。砂劳越就有一间独中，其董事长公开指责董教总搞母语教育害死下一代，已经全面采用英文课本，转变成英文中学了。但是，他们仍然挂着“华文独中”招牌，不断向华社筹款。各位，你说这样的独中有没有变质？我认为已经变质了。如何确保华小与独中不变质，这是董教总、各校董事会及支持华教人士要去面对和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
5. 董总领导层北移
我国独中发展比较好的多数在半岛的中、南部地区（下称中南马）。中南马是独中运动、华教运动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坚强的堡垒。东部马来西亚（下称东马，即沙巴和砂拉越两州），半岛北部地区（下称北马）大部分的独中状况起起落落，办学方针非常不稳定。可是，现在董总的主要领导层却北移了，总务在吉打，财政在没有独中的关丹，副主席在槟城、霹雳及砂州。董总的主要领导层向北移，标志着华教的领导层（如果说董总在领导华教）向北移。北马独中领导人怎样办独中？那些用马来文（向国中靠拢）、用英文（向私立商业学校靠拢）、不符教育理论的“双轨制”，办学方针反反复复的独中，说到底，其实就是对母语教育没有足够的信心，同时忘了为何办独中。这批董总的新领导层，尤其是那些没有担任独中主要职位的董总领导人对独中教育的理念是什么？他们将带领独中往何方？
6. 反对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各位，我国的华文教育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坚持办华教的宗旨不变。当权者落实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的策略，是采取“慢慢蚕食”的方式。因为慢，没有马上死，你感觉还可以接受。目前，英语教学有市场，英文回流时让有些人更加理直气壮。于是有人主张小学数理科可以用英文，在中学当然更加可以用英文教学。这是华小和独中要面对变质与存亡的大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新加坡、马来亚以及沙巴和砂拉越，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个时候，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正是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创办时期。可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政权，在南大刚生出还未满周岁时，就盼望它死掉。经过李光耀政权实施改制，南洋大学被消灭以后，我们坚持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继续维护华小和发展独中，继续争取建设华文高等学府。在马来西亚或东南亚华教运动都是深入民间、深得民心的。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华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是因为民族受到歧视和压迫，受到不公平、不合理对待。当权者一心一意要消灭华文教育，可是终究消灭不了，因为华人社会通过群众运动，团结各阶层、各党团的人民，建立一个坚固的共识：一定要办华文教育，让下一代有一片可以扎根的中华文化土壤，让子孙后代做一个有民族自信和尊严的堂堂正正的人。
7. 母语教育没有地位
从1961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母语教育”根本没有地位。在60年代，当权者通过教育法令要将华文教育连根拔起。1961年教育法令取消华文中学，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好在林连玉老师带领众人顶住，结果还有一些学校不改，保留为华文独中。当年也要对付华文小学。1961年教育法令21(2)，让教育部长有权随时宣布把华文小学改制成国民小学。可是这项法令无法执行，因为群众发挥了团结的力量，领导人坚守了正确原则和立场，向当权者展开不妥协的斗争。我们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新的政府，能将尊重各民族母语教育享有公平合理的生存和发展地位的条文，列入教育政策内。
8. 保持独立性而不是中立
我同意杜乾焕博士的看法：董教总面对政治问题不能够保持中立。华教运动其实就是一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作为华教工作者，就是要关心政治、要干涉政治、要左右政治、要引导政治。华教运动是不能够离开政治运动的。我们遭遇不公平、不合理对待的根源就是来自政府的教育政策。有关教育权益的问题，应该向谁争取？当然是向当权者！作为华教领导组织，应该站在社会运动的前面，发动舆论、带领各族人民改变这个不合理的民族压迫的政治现况。林连玉老师在1956年就提出各族人民共存共荣这个观点，同时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需要心理的建设。目前这个目标尚未达到，大家还须加倍的努力。董教总领导的华教运动应该保持独立性，不受左右，而不是“中立”。每次大选来到，应该集中民意，提出大选诉求，参与引导社会运动。这是华教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一。
9. 发展有特色的独中教育
董教总是为了发展华文教育而存在的教育团体，因此处理教育问题责无旁贷。华小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校务和教务归政府官员管理。对于华小的教育，董教总或董事会能管的不多。可是独中这一块是我们华教的重要堡垒，我们有主动权，由董事会决定办学方针。
我们通过自力更生，编课本、办考试，争取全世界几百所大专院校认可了独中的学术成绩和地位。我们这条路是用血汗闯出来的。因为独中生有出路、独中有成绩、独中受到世界各地大专院校的肯定，所以家长对独中有信心，因此让华小毕业生继续升读独中。
那么，独中要靠什么取胜别人？靠独中的特色。我们有许多特色，但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这些特色包括强调六育并重，学生要全面发展，学生要先成人后成材等。董教总曾经用了多年的时间，考察国内国外教育，结合独中具体情况，经过各层次的讨论，于2005年发表了《独中教育改革纲领》。这份文件，三种语文（华文、英文、马来文）印制分发。2006年，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及行政部，成立了多个单位 和工作小组依《纲领》来策划与推动独中教育的改革， 希望独中在未来10年、20年能培养出更多有能力走向全世界的独中生。可是在叶新田改组独中工委会学务委员会及行政部的定位与人员编制后，这份纲领性文件便束之高阁了。董总目前还有领导独中的教育改革吗？若有，它以什么具体的计划去领导？
10. 谁在领导独中教育的改革工作？
独中教育改革要靠教育人才，从２０００年起独中工委会及一些独中就执行储备教育人才计划。我们认为，独中教育要依靠独中的教育工作者去研究，去总结经验。
本来董教总独中工委会一路走来，都用心用力于创造一个产生独中校长、行政人员及教师的机制，于是有了新纪元学院的“教育系”及《独中教育改革纲领》。目前怎样了？谁在领导，谁在策划与执行这些工作？我的观察，目前没有人在领导这些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每所独中要自强不息、自力更生。我建议独中校长成立独中校长联谊会或理事会， 专门研究独中教育问题 ，研究独中校长怎样办好独中的教育。独中老师也要组织起来，研究独中的教学、交换心得、互相提升 。独中董事也要组织起来，成立区域性的独中教育联盟，共同提升及发展独中。有共识、有条件的要先主动联系起来。我知道吉隆坡有3间独中有了共识，于是每个学校成立一个教师成长中心，由专人帮忙老师改进教学、提高专业能力和教育素养，希望有成绩后就可以跟其他独中分享。
董总这么多年来举办独中统考，办得严谨、有水准、与时并进、有公信力。谁在确保统考的水准？是一批有理想又有专业知识的学术人员。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经过了多年辛苦的努力， 凝集了一批学术人才，新纪元学院也有一批。这些学术人员有很多是自费去念教育研究所，专门研究中等教育和独中教育。他们原是准备回来董教总或新院继续为独中教育事业服务的，但是目前这批人已被打散得七零八落了，人心散了，精神也散了，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11. 结语
华教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华小与独中仍然有很多人关心和支持着，这股力量还是很大的。我希望各个独中要下定决心，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机制，继续凝集一批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在各校建立一个个新的教育专业团队，不断地去发展和推广包括教育、文化、民主、人权的华教运动。这条路漫长，不易走，但值得所有有心、有理想的华教同道共同努力，一起去奋斗。
（注：此文依据讲话现场录音，由洪佩玲整理，再经莫泰熙补充修定，并加上小标题。）
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景观
莫泰熙主讲，洪佩玲整理
1．前言
我很高兴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的邀请，参与今晚的主题为“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我在讲座会之前，因为忙于协助沙巴和砂拉越一些华校进行筹款和招生的宣教活动，无法应主办单位的要求，像其他主讲人一样，事先提供讲稿全文。我只能给讲座会提供我的讲话提纲和讲话题目。谨此表示我的歉意。
我今晚的讲话题目是，“一个‘永远的华教园丁’眼中——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风景观”。园丁照顾花草树木，其实就是尊重生命、呵护着生命。我一路来把自己当作一个华教园丁，哪里需要浇水，我去浇水；哪里有害虫，我去捉虫。作为华教园丁，就是要尊重及呵护我们下一代的珍贵生命。我有机会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觉得很自豪。能为下一代付出，虽然辛苦，不过值得，感到不枉此生。
2. 四个问题
我原来有个提纲，但今晚前面三名主讲人已经谈了许多。我不再重复3名主讲人已经谈论或涉及的课题，我想在有限的（30分钟）时间内，跟大家共同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董总垮下来，我们怎么办？
如果叶新田领导的董总垮下来，我们怎么办？华小、独中及新纪元学院，将何去何从？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叶新田领导的董总垮下来”的含义，有不同的层次：（1）有一天大家认为叶新田已经没有办法领导了，那么谁来领导？接下来的领导人将会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能力、诚信、理念及思维？潘永强博士刚才提出的“精神危机”，这个病症必须加以治疗。但是治疗“精神危机“这种病症，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就像一个心灵创伤的人要接受心理辅导，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一样；（2）精神创伤无法痊愈而趋向更加严重，也就是说，董总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由一个政党来掌控和支配的时候，我们将怎么办？我们现在就要做些什么准备？简言之，有一天董总这个金字招牌不再那么“光亮”的时候，我国的华教运动该何去何从？
第二个问题：这个运动究竟还存在吗？
十多年前，有一名年轻学者, 曾庆豹，銮中毕业生，曾提出：我国华教运动还存在吗？“动，还是不动？”（见曾庆豹著《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一文，原载于1996年4月21日南洋商报C3页）。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华教人士（包括我及我周围的一些同道）应有的关注。今天，这个华教运动，是静止不动像一潭死水呢，还是还在动或“反动”了？我认为，目前我们应该严加思考、广泛讨论这个问题。刚才潘永强博士所提的这个运动的“精神危机”，也是我们应该严加思考、广泛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总体来说，我们要思考及讨论：今天我国的华教运动究竟是处在什么状况？如何让这个运动变革或发展的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第三个问题：华校及华教机构有没有变质或质变的问题？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运动有没有变质或质变，首先要弄清的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此外，也要深入思考：究竟董教总为什么要存在？新纪元学院为什么要存在？独中为什么要存在？华小为什么要存在？我们这些人（华教工作者）为什么要存在？
第四个问题：独中和统考的前途，令人担忧吗？
对于独中和统考的前途，我是“提心吊胆”的。
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是谁？旁观者 又是谁？我曾在董总这个机构服务，可以说，我曾经是当局者，也许许多时候是“迷者”。但是，现在我是“局外人”。一个曾经是“局内人”的“局外人”，也许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与许多“局外人”，不论是深度与广度都不太一样吧。许多人谈这个问题，评论董教总。我以为那是因为大家觉得董教总这个机构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董教总这个机构的领导，一路来坚决为推动华教运动而努力奋斗，就不会有今天的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有人担忧，万一独中统考的水平或诚信或公信力有一天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我今天提出一些我所担心的问题。主办统考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学术工作。目前谁在主持研发统考的工作？谁能确保这个考试制度能与时俱进，永远维持有公信力的高水平，让独中生与全世界的中学生相比时，能展现他们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要做到这一点，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行政部必须拥有一批有心有力，即有奉献精神、有教育素养、有专业能力的学术团队。目前这个团队在哪里？我看不到这个团队，因此我担忧。
以下就上面四个问题，再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3. 仍然面对存亡与发展的问题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华教运动？因为我们的华文教育一开始就被当权者判了死刑。要怎么让他们活下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长期宣教、呼号、觉醒、保护、救亡、发展，自然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独立５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华教面对什么问题？除了发展，仍然要面对存亡的问题。几十年来，华文教育不断受到当权者的破坏，这种破坏至今仍然存在。我们这个运动最主要的目标是争取各民族母语教育有一个合理的、公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基于这个运动的正义性和群众性，这个运动有价值，有永续的生命力。
4. 如何确保华小与独中不变质
各位，你说现在华小有没有变质？独中有没有变质？华文教育开宗明义就是用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文、行政语文、考试语文的学校。 在这学校进行的教育才是名副其实的华文教育。如不是这样定位，而有读一科华文，就叫作“华文教育”，那么，新加坡也有华文教育，马来小学也有华文教育。泰国、印尼华文教育也遍地开花了。
从上述角度来看，华小有没有变质？早就变质了。1987年，两个老前辈，林晃生与沈慕羽在“茅草行动”下被扣留。因为当时政府委派一些不谙华文、不懂华语的老师到华小当行政主任、副校长等行政高职。我们动员全国大大小小的力量，全力以赴，结合党团力量，据理抗争，召开抗议大会，保护华小本质不变，结果当局进行大逮捕全面镇压。今天，这种不谙华文华语的老师在华小已经多到没人能管了。当越来越多华小老师不懂华文华语，没有扎根在中华文化这块土壤时，华小还是华小吗？当华小的数理可用英文或华、英文来学习或让家长选择可用英文或华文来考试时，华小还是华小吗？
现在有些独中的数理，商科都用英文课本了。有人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如果要适应时代，60年代 政府叫我们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时就应该改了。我们的老前辈林连玉老师付出惨痛代价，保护华文中学成为独立中学。可是有些人忘了这个本质，倾向于把独中课程英化（如主张与实施英语教数理等科目），甚至有人主张和实施，把独中转变为英文中学，因为这样的中学受欢迎，有市场。砂劳越就有一间独中，其董事长公开指责董教总搞母语教育害死下一代，已经全面采用英文课本，转变成英文中学了。但是，他们仍然挂着“华文独中”招牌，不断向华社筹款。各位，你说这样的独中有没有变质？我认为已经变质了。如何确保华小与独中不变质，这是董教总、各校董事会及支持华教人士要去面对和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
5. 董总领导层北移
我国独中发展比较好的多数在半岛的中、南部地区（下称中南马）。中南马是独中运动、华教运动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坚强的堡垒。东部马来西亚（下称东马，即沙巴和砂拉越两州），半岛北部地区（下称北马）大部分的独中状况起起落落，办学方针非常不稳定。可是，现在董总的主要领导层却北移了，总务在吉打，财政在没有独中的关丹，副主席在槟城、霹雳及砂州。董总的主要领导层向北移，标志着华教的领导层（如果说董总在领导华教）向北移。北马独中领导人怎样办独中？那些用马来文（向国中靠拢）、用英文（向私立商业学校靠拢）、不符教育理论的“双轨制”，办学方针反反复复的独中，说到底，其实就是对母语教育没有足够的信心，同时忘了为何办独中。这批董总的新领导层，尤其是那些没有担任独中主要职位的董总领导人对独中教育的理念是什么？他们将带领独中往何方？
6. 反对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各位，我国的华文教育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坚持办华教的宗旨不变。当权者落实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的策略，是采取“慢慢蚕食”的方式。因为慢，没有马上死，你感觉还可以接受。目前，英语教学有市场，英文回流时让有些人更加理直气壮。于是有人主张小学数理科可以用英文，在中学当然更加可以用英文教学。这是华小和独中要面对变质与存亡的大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新加坡、马来亚以及沙巴和砂拉越，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个时候，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正是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创办时期。可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政权，在南大刚生出还未满周岁时，就盼望它死掉。经过李光耀政权实施改制，南洋大学被消灭以后，我们坚持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继续维护华小和发展独中，继续争取建设华文高等学府。在马来西亚或东南亚华教运动都是深入民间、深得民心的。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华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是因为民族受到歧视和压迫，受到不公平、不合理对待。当权者一心一意要消灭华文教育，可是终究消灭不了，因为华人社会通过群众运动，团结各阶层、各党团的人民，建立一个坚固的共识：一定要办华文教育，让下一代有一片可以扎根的中华文化土壤，让子孙后代做一个有民族自信和尊严的堂堂正正的人。
7. 母语教育没有地位
从1961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母语教育”根本没有地位。在60年代，当权者通过教育法令要将华文教育连根拔起。1961年教育法令取消华文中学，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好在林连玉老师带领众人顶住，结果还有一些学校不改，保留为华文独中。当年也要对付华文小学。1961年教育法令21(2)，让教育部长有权随时宣布把华文小学改制成国民小学。可是这项法令无法执行，因为群众发挥了团结的力量，领导人坚守了正确原则和立场，向当权者展开不妥协的斗争。我们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新的政府，能将尊重各民族母语教育享有公平合理的生存和发展地位的条文，列入教育政策内。
8. 保持独立性而不是中立
我同意杜乾焕博士的看法：董教总面对政治问题不能够保持中立。华教运动其实就是一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作为华教工作者，就是要关心政治、要干涉政治、要左右政治、要引导政治。华教运动是不能够离开政治运动的。我们遭遇不公平、不合理对待的根源就是来自政府的教育政策。有关教育权益的问题，应该向谁争取？当然是向当权者！作为华教领导组织，应该站在社会运动的前面，发动舆论、带领各族人民改变这个不合理的民族压迫的政治现况。林连玉老师在1956年就提出各族人民共存共荣这个观点，同时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需要心理的建设。目前这个目标尚未达到，大家还须加倍的努力。董教总领导的华教运动应该保持独立性，不受左右，而不是“中立”。每次大选来到，应该集中民意，提出大选诉求，参与引导社会运动。这是华教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一。
9. 发展有特色的独中教育
董教总是为了发展华文教育而存在的教育团体，因此处理教育问题责无旁贷。华小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校务和教务归政府官员管理。对于华小的教育，董教总或董事会能管的不多。可是独中这一块是我们华教的重要堡垒，我们有主动权，由董事会决定办学方针。
我们通过自力更生，编课本、办考试，争取全世界几百所大专院校认可了独中的学术成绩和地位。我们这条路是用血汗闯出来的。因为独中生有出路、独中有成绩、独中受到世界各地大专院校的肯定，所以家长对独中有信心，因此让华小毕业生继续升读独中。
那么，独中要靠什么取胜别人？靠独中的特色。我们有许多特色，但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这些特色包括强调六育并重，学生要全面发展，学生要先成人后成材等。董教总曾经用了多年的时间，考察国内国外教育，结合独中具体情况，经过各层次的讨论，于2005年发表了《独中教育改革纲领》。这份文件，三种语文（华文、英文、马来文）印制分发。2006年，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及行政部，成立了多个单位 和工作小组依《纲领》来策划与推动独中教育的改革， 希望独中在未来10年、20年能培养出更多有能力走向全世界的独中生。可是在叶新田改组独中工委会学务委员会及行政部的定位与人员编制后，这份纲领性文件便束之高阁了。董总目前还有领导独中的教育改革吗？若有，它以什么具体的计划去领导？
10. 谁在领导独中教育的改革工作？
独中教育改革要靠教育人才，从２０００年起独中工委会及一些独中就执行储备教育人才计划。我们认为，独中教育要依靠独中的教育工作者去研究，去总结经验。
本来董教总独中工委会一路走来，都用心用力于创造一个产生独中校长、行政人员及教师的机制，于是有了新纪元学院的“教育系”及《独中教育改革纲领》。目前怎样了？谁在领导，谁在策划与执行这些工作？我的观察，目前没有人在领导这些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每所独中要自强不息、自力更生。我建议独中校长成立独中校长联谊会或理事会， 专门研究独中教育问题 ，研究独中校长怎样办好独中的教育。独中老师也要组织起来，研究独中的教学、交换心得、互相提升 。独中董事也要组织起来，成立区域性的独中教育联盟，共同提升及发展独中。有共识、有条件的要先主动联系起来。我知道吉隆坡有3间独中有了共识，于是每个学校成立一个教师成长中心，由专人帮忙老师改进教学、提高专业能力和教育素养，希望有成绩后就可以跟其他独中分享。
董总这么多年来举办独中统考，办得严谨、有水准、与时并进、有公信力。谁在确保统考的水准？是一批有理想又有专业知识的学术人员。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经过了多年辛苦的努力， 凝集了一批学术人才，新纪元学院也有一批。这些学术人员有很多是自费去念教育研究所，专门研究中等教育和独中教育。他们原是准备回来董教总或新院继续为独中教育事业服务的，但是目前这批人已被打散得七零八落了，人心散了，精神也散了，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11. 结语
华教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华小与独中仍然有很多人关心和支持着，这股力量还是很大的。我希望各个独中要下定决心，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机制，继续凝集一批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在各校建立一个个新的教育专业团队，不断地去发展和推广包括教育、文化、民主、人权的华教运动。这条路漫长，不易走，但值得所有有心、有理想的华教同道共同努力，一起去奋斗。
（注：此文依据讲话现场录音，由洪佩玲整理，再经莫泰熙补充修定，并加上小标题。）
Saturday, October 10, 2009
反智与虚无：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反智与虚无：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编者按：本文是潘永强博士应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邀请，在2009年9月26日新山举办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上发表的讲稿全文的初稿。讲座会 主办者因要及时发表4名主讲人讲话全文，让那些无法出席该讲座会的关心华教课题人士和华教工作者，有机会详细阅读和准确了解当晚主讲人的全部讲话内容。因 此刊出本文初稿，潘博士日后或有修改补充。]
作者：潘永强
数十年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长期以来都体现出进步的面向，以及许多正面的价值，使不少人愿意投身参与，使这个运动拥有为人所尊敬的道德力量，以及精神的感召。在国家政治转型的时刻，它应该发挥更大意义，为各族群社会提供值得分享的价值。
然则，近期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运动的内部竟然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荒谬、怪诞情节，使这个运动的一些成员无法有尊严地站出来示众。当前华教运动最令人感到困扰的现象，就是它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与困境。
今天我要谈的，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华教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路标与指向，而陷进了思维上错乱和瘫痪的状态，以至于表现出诸多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荒唐言行。过去累积下来的精神资产，以及向来为人所信奉的内在价值，也有渐被掏空的迹象，以致某些言行和举止，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底线。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极须进行治疗，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华教运动没有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精神治疗，或是拒绝接受“心灵辅导”，它是不容易重新痊愈或恢复正常。
本来，华教运动代表着我们社会上一股进步和正面的价值，而其精神本属可贵也值得珍惜，可是尔来的局面却使人惊讶的发现，这个运动却越来越走向反智与虚无，以至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容、温厚和端庄，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和信仰。
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它必定拥有某些令人感动和认同的价值理想，才有人愿意长期追随与参与。换言之，华教运动具备一些核心价值和组织的使命，才能召唤众人的加入。况且，早期人们参与这个运动，并非毫无风险，也甚少期待会有利益的回报，反而是一份道德责任与义务，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推动力。
如今，华教运动面临着的精神危机，显然是与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丧失大有关系。至于为何会陷入当下的精神危机，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必须大家一起去探寻，此处只能做一些背景的发掘。
从五十年代以来，华教运动的本质乃是一种文化扺抗，目的是要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塑造一个具有包容力的新兴国家，让各族群的文化和语言都不会受到歧视与排斥。林连玉先生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这样的说法在年青一代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遥远，但其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所以，华教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运动，是面向国家的压力，不屈抵抗。由于抗争的诉求集中在文化和语言，它就需要一股认同民族文化的热情和精神，没有这种文化情怀(例如英文源流者)是很难坚持抗争下去。因此，文化抗争的精神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也扮演着指路的角色，让参与的群众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七十年代后，华教运动有了一次飞跃和转化，经过了一段低潮，又重新复兴起来，其中以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代表。但这波的运动复兴，背后的深层因素却不只是文化，反而是政治经济压力的体现，反映了五一三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华人政治的不满与反叛。
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也随着华社政经压力的变化，而有所扩大。一群华资中小企业主、人权律师、知识分子加入了华教队伍，在社阵没落后，也有左翼人士投身华教工作，运动的领袖和干部都有质量上的提升。这时华教运动还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不分左中右，团结起来面对国家霸权。
这股社会力把政经压力的抗议，投射在华教运动上，是比较早期的集体动员。如果有人把当时的华教运动看成有种族色彩的沙文主义行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忽略了政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时期，华教运动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和丰富，就是文化抗争加上政治抗议，董教总几乎成为一个没有政党名字的政党，是华人政治思潮的发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抵抗上升为政治抗争，这个社会运动的高度和广度就进一步提高，抗争的目标就不再只停留在语言和教育的平等，而升华到民主人权和政治改革。
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华教运动经历了一段精神亢奋和充实的高峰时期，目标清楚，战略清晰，精神饱满，而且人材辈出，不断有新进人员，满天都是星星。由于“敌人”的面貌很清楚，华教运动当然也知道抗争的动机与目标。
然而，也就在此时刻，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出现变化，过去巫统对文化和教育上的系统性歧视，开始舒缓，包括新纪元学院也获准成立，私立大专蓬勃发展。而在经济管理上，马哈迪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略有松绑的空间，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的追求。一时之间，有些人误认为政经压力有了变化，开始作出乐观的判断，本来清晰一致的思想逐渐受到干扰。华教领导团队在这个时候也相继换班，自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种种因素，造成过去已有的共识开始松动，运动的抗争色彩逐渐消退。
通常，任何社会抗争都很难会长久持续下来，除非不断获得更新。如果运动诉求得到满足，运动当然就可以结束或是消失，要是斗争久攻不下，也会因衰竭而陷入低潮。最尴尬的是，如果长期既没有突破，内部成员又陷于纷争和路线分歧，就会触发团体内部的质变(而非变质)。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华教运动内部就产生两种变化。一方面，它变得制度化和组织化，本来是草根和同道的肝胆相照，逐渐让位给专业和精英。另一方面，就是它的社会群众基础，也变得日益老化和退化，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步出现，彼此就产生了拉扯和张力。同时，华教机构也越来越讲究辈分，令青壮力量有上升的瓶颈，结果运动的语言和论述也跟着没有更新与突破。
换句话说，当华教运动走过它的抗争性和批判性高峰期之后，外在环境在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出现改变，华教内部也不知不觉的发生质变，它由过去充满进步色彩和道德价值的运动，逐渐走向保守化和封建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长期累积而成的，埋下了今天精神危机的种子，2008年的华教内战就是长期内外交困下的一次总体爆发。
一个运动长期走下来，自然会有瓶颈和矛盾，但如果有良好的领导能力，不是不可以调节的。问题是，当华教运动正需要处理如何转型和重新定位的时刻，此时的领导精英竟然是一群反智与虚无的分子，使华教运动原本面临挑战的核心价值，进一步空洞化，而原本备受信仰的精神，也日形萎缩，以至出现当前的精神危机，华教整体坠入一种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的窘境。
当前的华教精神危机最令人惊讶的是，它赤裸裸地流露出反智、虚无与毫不成熟的一面。说它反智，是指在论争和角力过程中，不只暴露出缺乏理性和负责的风度，也对事实、常识和证据，一贯地采取践踏与漠视的姿态，更不具备说理和辩论的能力，以至处处流露出粗暴、任性和野蛮的非理性立场。
至于虚无的部分，就是做甚么都可以，没有甚么是不可以破坏和牺牲的，也没有甚么价值和精神是必须维护和坚守的。为达目的，只讲求策略与权谋，一切都无所谓，结果毫无底线和界限，没有甚么是比斗争胜利来得更加重要，任何曾经被视为崇高和珍贵价值，都可以粉碎和埋葬。虚无到极点，就是庸俗，以庸俗的眼光看世界，庸俗成了最大的罪恶。
作为一个有长期光荣历史的母语教育运动，华教阵营内部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内部也处于保守和封建的状态，连带丧失过去曾经引以为傲的进步批判力和道德正当性。在这种反智和虚无的气氛包围下，今日的华教运动面临空前的精神崩溃危机，而各色各样的人等，又把社会上存在已久的精神创伤，一并带到这场风波中，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社会运动需要精神领袖，但是如果领袖缺乏精神，那么麻烦的不只是领袖，而是整个运动。在这场惨烈的华教内战中，人们把一部分矛头指向叶XX，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叶XX固然是问题，但他最多只是问题的一环，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近十余年来华教运动累积了许多精神忧郁，没有适当的治疗，最终演变至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涣散，才是今日华教运动的困境所在。
26-9-2009
[编者按：本文是潘永强博士应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邀请，在2009年9月26日新山举办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上发表的讲稿全文的初稿。讲座会 主办者因要及时发表4名主讲人讲话全文，让那些无法出席该讲座会的关心华教课题人士和华教工作者，有机会详细阅读和准确了解当晚主讲人的全部讲话内容。因 此刊出本文初稿，潘博士日后或有修改补充。]
作者：潘永强
数十年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长期以来都体现出进步的面向，以及许多正面的价值，使不少人愿意投身参与，使这个运动拥有为人所尊敬的道德力量，以及精神的感召。在国家政治转型的时刻，它应该发挥更大意义，为各族群社会提供值得分享的价值。
然则，近期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运动的内部竟然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荒谬、怪诞情节，使这个运动的一些成员无法有尊严地站出来示众。当前华教运动最令人感到困扰的现象，就是它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与困境。
今天我要谈的，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华教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路标与指向，而陷进了思维上错乱和瘫痪的状态，以至于表现出诸多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荒唐言行。过去累积下来的精神资产，以及向来为人所信奉的内在价值，也有渐被掏空的迹象，以致某些言行和举止，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底线。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极须进行治疗，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华教运动没有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精神治疗，或是拒绝接受“心灵辅导”，它是不容易重新痊愈或恢复正常。
本来，华教运动代表着我们社会上一股进步和正面的价值，而其精神本属可贵也值得珍惜，可是尔来的局面却使人惊讶的发现，这个运动却越来越走向反智与虚无，以至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容、温厚和端庄，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和信仰。
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它必定拥有某些令人感动和认同的价值理想，才有人愿意长期追随与参与。换言之，华教运动具备一些核心价值和组织的使命，才能召唤众人的加入。况且，早期人们参与这个运动，并非毫无风险，也甚少期待会有利益的回报，反而是一份道德责任与义务，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推动力。
如今，华教运动面临着的精神危机，显然是与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丧失大有关系。至于为何会陷入当下的精神危机，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必须大家一起去探寻，此处只能做一些背景的发掘。
从五十年代以来，华教运动的本质乃是一种文化扺抗，目的是要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塑造一个具有包容力的新兴国家，让各族群的文化和语言都不会受到歧视与排斥。林连玉先生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这样的说法在年青一代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遥远，但其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所以，华教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运动，是面向国家的压力，不屈抵抗。由于抗争的诉求集中在文化和语言，它就需要一股认同民族文化的热情和精神，没有这种文化情怀(例如英文源流者)是很难坚持抗争下去。因此，文化抗争的精神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也扮演着指路的角色，让参与的群众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七十年代后，华教运动有了一次飞跃和转化，经过了一段低潮，又重新复兴起来，其中以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代表。但这波的运动复兴，背后的深层因素却不只是文化，反而是政治经济压力的体现，反映了五一三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华人政治的不满与反叛。
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也随着华社政经压力的变化，而有所扩大。一群华资中小企业主、人权律师、知识分子加入了华教队伍，在社阵没落后，也有左翼人士投身华教工作，运动的领袖和干部都有质量上的提升。这时华教运动还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不分左中右，团结起来面对国家霸权。
这股社会力把政经压力的抗议，投射在华教运动上，是比较早期的集体动员。如果有人把当时的华教运动看成有种族色彩的沙文主义行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忽略了政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时期，华教运动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和丰富，就是文化抗争加上政治抗议，董教总几乎成为一个没有政党名字的政党，是华人政治思潮的发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抵抗上升为政治抗争，这个社会运动的高度和广度就进一步提高，抗争的目标就不再只停留在语言和教育的平等，而升华到民主人权和政治改革。
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华教运动经历了一段精神亢奋和充实的高峰时期，目标清楚，战略清晰，精神饱满，而且人材辈出，不断有新进人员，满天都是星星。由于“敌人”的面貌很清楚，华教运动当然也知道抗争的动机与目标。
然而，也就在此时刻，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出现变化，过去巫统对文化和教育上的系统性歧视，开始舒缓，包括新纪元学院也获准成立，私立大专蓬勃发展。而在经济管理上，马哈迪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略有松绑的空间，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的追求。一时之间，有些人误认为政经压力有了变化，开始作出乐观的判断，本来清晰一致的思想逐渐受到干扰。华教领导团队在这个时候也相继换班，自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种种因素，造成过去已有的共识开始松动，运动的抗争色彩逐渐消退。
通常，任何社会抗争都很难会长久持续下来，除非不断获得更新。如果运动诉求得到满足，运动当然就可以结束或是消失，要是斗争久攻不下，也会因衰竭而陷入低潮。最尴尬的是，如果长期既没有突破，内部成员又陷于纷争和路线分歧，就会触发团体内部的质变(而非变质)。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华教运动内部就产生两种变化。一方面，它变得制度化和组织化，本来是草根和同道的肝胆相照，逐渐让位给专业和精英。另一方面，就是它的社会群众基础，也变得日益老化和退化，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步出现，彼此就产生了拉扯和张力。同时，华教机构也越来越讲究辈分，令青壮力量有上升的瓶颈，结果运动的语言和论述也跟着没有更新与突破。
换句话说，当华教运动走过它的抗争性和批判性高峰期之后，外在环境在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出现改变，华教内部也不知不觉的发生质变，它由过去充满进步色彩和道德价值的运动，逐渐走向保守化和封建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长期累积而成的，埋下了今天精神危机的种子，2008年的华教内战就是长期内外交困下的一次总体爆发。
一个运动长期走下来，自然会有瓶颈和矛盾，但如果有良好的领导能力，不是不可以调节的。问题是，当华教运动正需要处理如何转型和重新定位的时刻，此时的领导精英竟然是一群反智与虚无的分子，使华教运动原本面临挑战的核心价值，进一步空洞化，而原本备受信仰的精神，也日形萎缩，以至出现当前的精神危机，华教整体坠入一种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的窘境。
当前的华教精神危机最令人惊讶的是，它赤裸裸地流露出反智、虚无与毫不成熟的一面。说它反智，是指在论争和角力过程中，不只暴露出缺乏理性和负责的风度，也对事实、常识和证据，一贯地采取践踏与漠视的姿态，更不具备说理和辩论的能力，以至处处流露出粗暴、任性和野蛮的非理性立场。
至于虚无的部分，就是做甚么都可以，没有甚么是不可以破坏和牺牲的，也没有甚么价值和精神是必须维护和坚守的。为达目的，只讲求策略与权谋，一切都无所谓，结果毫无底线和界限，没有甚么是比斗争胜利来得更加重要，任何曾经被视为崇高和珍贵价值，都可以粉碎和埋葬。虚无到极点，就是庸俗，以庸俗的眼光看世界，庸俗成了最大的罪恶。
作为一个有长期光荣历史的母语教育运动，华教阵营内部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内部也处于保守和封建的状态，连带丧失过去曾经引以为傲的进步批判力和道德正当性。在这种反智和虚无的气氛包围下，今日的华教运动面临空前的精神崩溃危机，而各色各样的人等，又把社会上存在已久的精神创伤，一并带到这场风波中，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社会运动需要精神领袖，但是如果领袖缺乏精神，那么麻烦的不只是领袖，而是整个运动。在这场惨烈的华教内战中，人们把一部分矛头指向叶XX，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叶XX固然是问题，但他最多只是问题的一环，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近十余年来华教运动累积了许多精神忧郁，没有适当的治疗，最终演变至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涣散，才是今日华教运动的困境所在。
26-9-2009
Wednesday, September 30, 2009
“新院”两条变质之路蟊测
“新院”两条变质之路蟊测
作者：林风
受华社热心华教人士金钱与精神支持的新纪元学院，一路走来（发展）皆被视为“独大”的“化身”。没有创办独大的意愿和热诚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纪元学院；简言之，它必须保留和坚持“独大”的理念与精神，所有华裔社群具有责任监督这所“民办”高等学府不变质、不被出卖、更不被N政党“觊觎”和心怀不轨占有，独大有限公司就担负监督的责任。
目睹或曾参与建设“南洋大学”的华裔社群，看到今天的“南大”在政治力量介入下已经变质的惨痛教训，自然会对新纪元学院的变质产生同样的忧虑，难免兔死狐悲的情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裔热烈捐献、筹款建立起来的南大，最终“易手”而失去创办目标，无法继续为我国华校生（主要是独中生）提供深造之路。
今天的新纪元学院自前院长柯嘉逊被很有“心思”策划离去以后，以董总主席叶新田为主的领导班底，以招兵买马手段，拉拢一批具有个人图谋和利益的人“加盟”，然后以会议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决定一切，让人无从置评，从而达到“为所欲为”的境地，而且无视於华社悠悠之口。这可从“巧妙”召开特大不续聘柯氏、藐视沈幕羽（已故）、张雅山等建议留任柯院长一年。
今年6月董总改选大会，充分发挥叶新田团队的凝聚力，几乎完全掌控全国各州董联会（仅甲州例外，终被排除出局），势力之庞大，已经足以把新纪元学院任意“宰割”的地步。
董总历届领导层，为华教前途计，皆站在执政集团的对立面，代表华裔社群力争华教权益。今天的叶新田团队，完全改变这个立场，公开与执政集团之一的N政党领袖过从甚密，完全丧失七、八十年代董教总为华教前途的斗争精神。
尤 令人痛心的，董总各州联委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已“吸收”Ｎ政党的领袖为领导人（霹雳与吉打），已抵触“超越政党”的原则，这股基层Ｎ党成员的势力，一 旦伸延至全国董联会而与叶团队结合，可在任何会议上，以“漂亮”的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方式决定一切，没有人可以表达异议。更甚的，也无法在法律诉讼上反击任 何不合理、损害及新纪元学院的议决。到时只有眼巴巴看着“新院”像“南大”一样不再是华教人士的“宠儿”， 而是Ｎ政党的另一种“联号”学院（合并）或董 总团队成功“上市”的公共挂牌企业。
在下《东方日报》专栏多次提及“新院”变质“警告”（可参阅旧报有关材料）， 其中触及“雪邦新校地”的发展工程（与丰隆集团的谈判在秘密进行中），拥有大量“发财”商机，足以招揽更多人“团结”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理事会等组 织之下，以壮大叶新田团队的实力。连一个小小的庶务主任职，也凭着“捍卫董总及叶新田”“有功”而“上位”受聘为新院职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当下朝向利益挂钩集团，以及政（官）教（企业）连锁的方式向变质之路迈进。
这项警告虽纯属臆测，但有明显迹象可循，迄今逾一年没有看到有关单位及人士否认，越发令人相信，这种变质隐忧是存在的。华社热心捐款的新院，最终可能沦为他人“发财”的工具。
独大有限公司主席胡万铎在今年４月曾提醒“注意华教领袖言行，避免前程被典当。华教已有稳固基础，惟面对内部组织与领导道德和操守问题。有一些个人或小团队受集团诱惑与渗透，可能涉及庞大利益议程。”
胡氏曾担任全国董总主席一届，霹雳董联会主席，更是“独中复兴运动”的先行者。近期受到与董总有“关系”的一批人质问独大捐款、加入会员受拒等枝节小事，最终目的是要独大有限公司将租赁予新院的８亩校地转“捐”给新院。
在下曾预示，新院一旦获得这块“捐地”，等于为新院申请挂牌而增值，新院趋向企业化的变质欲盖弥彰。
至 于“雪邦新校地”秘密谈判无人知晓，但有理由相信，丰隆集团捐出这块地须耗巨资发展，董总与新院董事、理事会、赞助人恐无能力承担；因此，与董总叶新田班 底“关系”很好的Ｎ政党，在协助新院科系认证，未来升格为大学学院的“回报”下，很可能与Ｎ党的大学联合发展这块校地，推动一向盛行的“官商”合作模式， 为变质的第二个“南大”在我国上演提供机制。
作为时评人，具有怀疑、分析与透视的态度与能力无可厚非。新院的发展已很明显走向两条变质之路：一是“新院”朝“学店”发展，配合区域教育中心的教学语文优惠条例，最终实现挂牌上市的目的。另一是与Ｎ政党所办学院建立“姐妹学院”，共同发展，最后发展成为党校“共同体”，完全脱离华社办“独大”的意愿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近 期董教总教育中心维持低调，专心处理“白小救校工委会基金”处理余款的疑云。叶新田指“判５２３赞助人大会不合法，是由董总常务会议决定。”那种“一锤定 音”、“我说了算”的霸气，彻底丧失华教人士“同僚”、“同志”的融洽关系，亦是董教总营运、管理新院的模式，造成学术人员流失、新生源无法增加的关键。
以“独大捐款人行动委员会主席”张光明，先是率领一批怀有图谋的人申请加入独大为会员（结果受拒），意图“招兵买马”控制独大有限公司，到时以“民主”投票方式通过把校地捐给董教总教育中心营运的“新院”便水到渠成。
当这项图谋曝光而失败后矛头转向要胡万铎交待独大公司捐款。这是几十年前账款，早已发表征信录，亦可到独大办事处秘书处查阅，如此公开抨击胡氏造势，无非为召开所谓“独大赞助人大会”，通过罢免主席胡万铎，夺取领导权，完成捐地目的，也完成新院“增值”上市的目标。
另一边厢，叶新田领导的董总正为“救救白小基金”纠纷洗脱“烦恼”，将新院事务交由院长潘永忠发布消息。
从 潘院长发布的消息中，更可证明“新院”变质的取向，走向企业化学店之途昭然若揭。例如与台湾师大联办心理课程、物色大厦充校舍、多语教学、办中英并重课 程、申请更多课程认证，与目前国内企业化学院办学方针不谋而合。今后在新生来源（国内独中生）与南院、韩江等竞相争取下，将以新生不足为由转向接受外国学 生；有朝一日，这所“独大”化身，华社族群出钱出力创办的高等学府，将沦为外国学生就读的“温床”，彻底丧失为华教、为家长培育子女成材的角色，纯粹为一 小撮人提供创造个人或集团财富的学院，悲乎！
（本文是总结过去一年来，在《东方日报》专栏（说三道四／风言风语）发表的文稿写成，发表于2009年9月26日由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在新山统一大酒店联合举办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
林风简介
林风，原名林克双，祖籍海南。出生于霹雳州宜力贫苦家庭，发奋勤学半工半读，在江沙崇华中学初中毕业后转到槟城钟灵中学，修完高中文科课程。因成绩优越而获保送到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由于母亲担心当年台海炮战，不愿违母命而放弃深造，引为生平憾事。
1960年担任《虎报》槟城记者，并为当地《建国日报》提供法庭新闻。1961年进入《南洋商报》先后担任北马各区记者。1964年从外勤转到内勤，担任霹雳地方版新闻编辑兼副刊编辑。1979年调升吉隆坡总社担任编辑，随后调升高级编辑。1990年代任执行主编、编务经理，直到副总编辑而退休，服务《南洋商报》凡30多年，诚为资深报人。
1999年出任砂拉越《美里日报》总编辑。因大胆主持社会舆论，针砭当时美里一所大型的国民（型）中学校长的不当行为，名噪北砂和文莱。
现居怡保。经常在《东方日报》名家版发表专栏文章，深受欢迎。
作者：林风
受华社热心华教人士金钱与精神支持的新纪元学院，一路走来（发展）皆被视为“独大”的“化身”。没有创办独大的意愿和热诚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纪元学院；简言之，它必须保留和坚持“独大”的理念与精神，所有华裔社群具有责任监督这所“民办”高等学府不变质、不被出卖、更不被N政党“觊觎”和心怀不轨占有，独大有限公司就担负监督的责任。
目睹或曾参与建设“南洋大学”的华裔社群，看到今天的“南大”在政治力量介入下已经变质的惨痛教训，自然会对新纪元学院的变质产生同样的忧虑，难免兔死狐悲的情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裔热烈捐献、筹款建立起来的南大，最终“易手”而失去创办目标，无法继续为我国华校生（主要是独中生）提供深造之路。
今天的新纪元学院自前院长柯嘉逊被很有“心思”策划离去以后，以董总主席叶新田为主的领导班底，以招兵买马手段，拉拢一批具有个人图谋和利益的人“加盟”，然后以会议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决定一切，让人无从置评，从而达到“为所欲为”的境地，而且无视於华社悠悠之口。这可从“巧妙”召开特大不续聘柯氏、藐视沈幕羽（已故）、张雅山等建议留任柯院长一年。
今年6月董总改选大会，充分发挥叶新田团队的凝聚力，几乎完全掌控全国各州董联会（仅甲州例外，终被排除出局），势力之庞大，已经足以把新纪元学院任意“宰割”的地步。
董总历届领导层，为华教前途计，皆站在执政集团的对立面，代表华裔社群力争华教权益。今天的叶新田团队，完全改变这个立场，公开与执政集团之一的N政党领袖过从甚密，完全丧失七、八十年代董教总为华教前途的斗争精神。
尤 令人痛心的，董总各州联委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已“吸收”Ｎ政党的领袖为领导人（霹雳与吉打），已抵触“超越政党”的原则，这股基层Ｎ党成员的势力，一 旦伸延至全国董联会而与叶团队结合，可在任何会议上，以“漂亮”的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方式决定一切，没有人可以表达异议。更甚的，也无法在法律诉讼上反击任 何不合理、损害及新纪元学院的议决。到时只有眼巴巴看着“新院”像“南大”一样不再是华教人士的“宠儿”， 而是Ｎ政党的另一种“联号”学院（合并）或董 总团队成功“上市”的公共挂牌企业。
在下《东方日报》专栏多次提及“新院”变质“警告”（可参阅旧报有关材料）， 其中触及“雪邦新校地”的发展工程（与丰隆集团的谈判在秘密进行中），拥有大量“发财”商机，足以招揽更多人“团结”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理事会等组 织之下，以壮大叶新田团队的实力。连一个小小的庶务主任职，也凭着“捍卫董总及叶新田”“有功”而“上位”受聘为新院职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当下朝向利益挂钩集团，以及政（官）教（企业）连锁的方式向变质之路迈进。
这项警告虽纯属臆测，但有明显迹象可循，迄今逾一年没有看到有关单位及人士否认，越发令人相信，这种变质隐忧是存在的。华社热心捐款的新院，最终可能沦为他人“发财”的工具。
独大有限公司主席胡万铎在今年４月曾提醒“注意华教领袖言行，避免前程被典当。华教已有稳固基础，惟面对内部组织与领导道德和操守问题。有一些个人或小团队受集团诱惑与渗透，可能涉及庞大利益议程。”
胡氏曾担任全国董总主席一届，霹雳董联会主席，更是“独中复兴运动”的先行者。近期受到与董总有“关系”的一批人质问独大捐款、加入会员受拒等枝节小事，最终目的是要独大有限公司将租赁予新院的８亩校地转“捐”给新院。
在下曾预示，新院一旦获得这块“捐地”，等于为新院申请挂牌而增值，新院趋向企业化的变质欲盖弥彰。
至 于“雪邦新校地”秘密谈判无人知晓，但有理由相信，丰隆集团捐出这块地须耗巨资发展，董总与新院董事、理事会、赞助人恐无能力承担；因此，与董总叶新田班 底“关系”很好的Ｎ政党，在协助新院科系认证，未来升格为大学学院的“回报”下，很可能与Ｎ党的大学联合发展这块校地，推动一向盛行的“官商”合作模式， 为变质的第二个“南大”在我国上演提供机制。
作为时评人，具有怀疑、分析与透视的态度与能力无可厚非。新院的发展已很明显走向两条变质之路：一是“新院”朝“学店”发展，配合区域教育中心的教学语文优惠条例，最终实现挂牌上市的目的。另一是与Ｎ政党所办学院建立“姐妹学院”，共同发展，最后发展成为党校“共同体”，完全脱离华社办“独大”的意愿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近 期董教总教育中心维持低调，专心处理“白小救校工委会基金”处理余款的疑云。叶新田指“判５２３赞助人大会不合法，是由董总常务会议决定。”那种“一锤定 音”、“我说了算”的霸气，彻底丧失华教人士“同僚”、“同志”的融洽关系，亦是董教总营运、管理新院的模式，造成学术人员流失、新生源无法增加的关键。
以“独大捐款人行动委员会主席”张光明，先是率领一批怀有图谋的人申请加入独大为会员（结果受拒），意图“招兵买马”控制独大有限公司，到时以“民主”投票方式通过把校地捐给董教总教育中心营运的“新院”便水到渠成。
当这项图谋曝光而失败后矛头转向要胡万铎交待独大公司捐款。这是几十年前账款，早已发表征信录，亦可到独大办事处秘书处查阅，如此公开抨击胡氏造势，无非为召开所谓“独大赞助人大会”，通过罢免主席胡万铎，夺取领导权，完成捐地目的，也完成新院“增值”上市的目标。
另一边厢，叶新田领导的董总正为“救救白小基金”纠纷洗脱“烦恼”，将新院事务交由院长潘永忠发布消息。
从 潘院长发布的消息中，更可证明“新院”变质的取向，走向企业化学店之途昭然若揭。例如与台湾师大联办心理课程、物色大厦充校舍、多语教学、办中英并重课 程、申请更多课程认证，与目前国内企业化学院办学方针不谋而合。今后在新生来源（国内独中生）与南院、韩江等竞相争取下，将以新生不足为由转向接受外国学 生；有朝一日，这所“独大”化身，华社族群出钱出力创办的高等学府，将沦为外国学生就读的“温床”，彻底丧失为华教、为家长培育子女成材的角色，纯粹为一 小撮人提供创造个人或集团财富的学院，悲乎！
（本文是总结过去一年来，在《东方日报》专栏（说三道四／风言风语）发表的文稿写成，发表于2009年9月26日由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在新山统一大酒店联合举办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
林风简介
林风，原名林克双，祖籍海南。出生于霹雳州宜力贫苦家庭，发奋勤学半工半读，在江沙崇华中学初中毕业后转到槟城钟灵中学，修完高中文科课程。因成绩优越而获保送到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由于母亲担心当年台海炮战，不愿违母命而放弃深造，引为生平憾事。
1960年担任《虎报》槟城记者，并为当地《建国日报》提供法庭新闻。1961年进入《南洋商报》先后担任北马各区记者。1964年从外勤转到内勤，担任霹雳地方版新闻编辑兼副刊编辑。1979年调升吉隆坡总社担任编辑，随后调升高级编辑。1990年代任执行主编、编务经理，直到副总编辑而退休，服务《南洋商报》凡30多年，诚为资深报人。
1999年出任砂拉越《美里日报》总编辑。因大胆主持社会舆论，针砭当时美里一所大型的国民（型）中学校长的不当行为，名噪北砂和文莱。
现居怡保。经常在《东方日报》名家版发表专栏文章，深受欢迎。
我国華文教育面临危机
我国華文教育面临危机
- 在迅速政治变更中的母语教育
杜乾焕 ２６－９－２００９
（作者按：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假新山统一酒店联合举办讲座会。 本文是笔者在讲座会上发表的论文。）
前言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 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 邀请我出席今晚的讲座会并发表谈话。很高兴能回到这里和老朋友见面。今晚讲座的主题“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 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并涵盖了三个不同的层面。
今晚谈话的主要内容
我不会全方位阐述这三个层面的课题，也不会平均地加以阐述。我将着重讨论其中一个层面的课题。那就是华教运动及其核心目标、以及华教运动未来应该选择的方向及其斗争模式。当然，在谈及华教运动的未来，无可避免地，我必须讨论关于董教总的角色与方向。众所周知，董总和教总是华教运动中的主干。任何人要讨论我国华教运动都无法不谈及董教总。
无论如何，我必须事先说明，我并不是讨论这个课题的最佳人选。我本身是受英文教育的。我参与华教运动也只是近年来的事，远远比不上在座的前辈，其中有许多已经参与运动多年、为此运动付出过巨大牺牲。因此，我将在这些拥有更多斗争经验的前辈面前演讲. 其实, 他们远比我更了解华教运动的精神及面对的困难。尽管如此，我将尽我所能尝试讨论这个课题。或许，我是从一名受英文教育者的观点出发， 來关心多元文化主义能不能持续发展并保持其穏固性。
今晚， 我的演讲内容如下：
首先，我会阐述我所理解的华教运动与董教总的核心目标。接下来， 我将讨论目前华教运动与董教总所置身的社会政治背景。我选择这个方式来说明问题，那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董教总的斗争曾经是，也将继续受到我国特定社会政治背景所制约。这个斗争能不能成功，將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条件优劣。因此，我们无法把董教总的斗争从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孤立起来看。这短期和中期 （即未来的２年到５年）的社会政治背景，將对董教总以及华教运动的斗争策略，具有深远的影响。
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的核心目标
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董教总一直站在我国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运动的最前线。后来加入战斗队伍的各地校友会以及许多会馆和社团，在董总和教总长期领导下对抗巫 统，因为巫统企图把马来语言与文化霸权和主导权强加在非马来人身上。巫统这种企图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们的语文和教育政策，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作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
董教总的教育政策恰恰相反。自成立以来，董教总一贯主张多元语文政策，完全尊重各民族使用母语母文教学的权利。董教总斗争的基本理念是：维护民族文化特征有助于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建立起民族自尊和自信。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采用母语或学童的第一语言教学，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如果马来西亚能够实施完整的母语教育，将有助于其子民发挥最大的潜能。如果各民族都能采用母语或第一语文教学，也能避免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的问题。
社群热烈支持母语教育
在董教总领导下，华教运动的核心价值或目标，长期获得大部分华社的热烈支持。渐渐地，也獲得其他民族的认同。这可从马来或印度裔教育工作者，政治领袖与文化界人士反对小学英语教授数理的运动得到证明。 无可否认，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家长们，会支持英文教数理。对他们來说，英语就等同于他们的母语。有鉴于此，整体而言，以学生的第一语言来教学，可以说是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肯定。
就因为董教总坚定不移的立场获得了广泛支持，而迫使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在某个程度上，为我国华裔子弟提供小学6年华文教育的选择。公众对多元文化和多种语文立场的支持，迫使政府最终宣布，自2012年起，全面废除英语教数理政策。我认为，政府只是满足了华社要接受母语教育的部分愿望。我们都知道，国家教育制度下的中学都是以国语教学。没有一间政府津贴的中学是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当然，也没有大学以华文教学。
虽然如此，由于华社对母语教育的热爱与执著 (已伸展到对多元文化的热爱与执著)，所以，他们慷慨捐献土地与金钱，以支持60间独中的运作。换句话说，政府拒绝支持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做法，并不能成为华社实现完整教育体系的绊脚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数年前，董教总创办新纪元学院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支持。
拥有一间使用华语华文为教学媒介语文的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华社的梦想。不必多说，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是不会支持这项计划的。它连父母让孩子在中学时期以中文学习的机会都不给，更不用谈在大学阶段以母语接受教育了。最近，副首相兼教育部长重申，中央政府不会承认统考文凭。这足以证明以上的说法。尽管华文小学是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却常面对学生人数过度拥挤、师资缺乏、在拨款方面遭到不公平待遇等问题。
社会政治气候
这一切显示，华教运动与董教总正身处于一个热中于推行单元文化与语言的政权统治下。人民为了坚持实现多元文化与语言的目标，坚决对以巫统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语文霸权， 进行斗争，因而使单元文化政策无法在我国全面实施和贯彻。然而，巫统暂时受挫败， 但这并不能阻止巫统坚持其最终目标，即：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为唯一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体系。自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起，每一份官方发表的教育政策文件，都不断强调这“最终目标”。换句话说，巫统仍然执著于国家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排斥多元文化。
近来的政治形势发展令人关注和担忧。众所周知，公共机关如警察、司法、反贪污委员会等的不公正、偏袒、甚至残暴的處理事件的手法，不断在侵蚀着这些机关的公信力与合法性。本来应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机关，实际上却服务于一小撮特别是来自巫统的政治精英。民众对于公平、公正、无私与有诚信的公共机关的期望落空了。
難怪目前公众对这些公共机关信心大跌。我国容纳政治异己的空间，也不断的在受到限制。这种专制的政权，不择手段滥用公共权力机关以达致私自的目的，并且是那么执著地推行单元文化。在这种情況下，要真正、全面地推行教育改革，实现多种语文教育制度，以满足全民母语教育的需求，那是不可能的。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造成混乱与不安定，因而导致我国整体的教育水平下滑，那是可以理解的。
对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的影响
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 (例如: 致力于寻求改革国家教育体系, 使它成为真正的多种语言, 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的華教运动) 必须参与宏观的政治变革运动，才能取得成功。现在是我们面对殘酷现实的时候了。一个具有正确的模式、范畴、和规模的教育改革方案，只能在一个有能力和执著于良好施政的政权下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教育制度的转型，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的。除非领导華教运动的组织，即董教总，参与各层次的真正改革活动，不然，想达致其核心目标，即：在教育体系中实现多元文化的理念，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说得具体些， 独中统考文凭将不可能受政府承认、以華语作为教學媒介语的大学將不能獲得批准、华小也不可能在国家教育体系中, 得到与国民小学同等的待遇。
为了实现这些期望, 在未来几年里, 董教总必须参与各民族的广大群众一同展开的社 会政治运动。它必须扮演重要角色， 打造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环境， 致力于爭取各方面的平等，更广泛和更实质的民主，加强族群间的合作， 巩固国民团结。它也必须和一切其他进步力量合作，达致政权的轮替。在下届大选中，它必须努力促使更具有竞争性的两线制的出现。对我來说，董教总只有通过这 个途径，推动更宏观的政治改革，才能在我国完成使命，实现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
再过几年，我们将迎来马来西亚第13届大选，同时华教运动也將步入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志在擴张和促进人权空间（包括行享有母语教育的权利）的各种进步势力，和热中于削減全面伸张人权空间的反动势力，将会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稳定的过渡时期，它将面对重重阻碍、艰难和危险。
但是，随着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以及改革运动支持者的队伍日渐壮大，改革运动所面对的困难和危机必将一一化解。虽然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斗争必 将全方位地改变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和未来，也带给华教运动重要的启示。进步力量如果能够在政改运动中取得胜利，华教则还有希望；反之，華教前途将暗淡无 光。面临如此严峻的未来，我认为，董教总绝对有必要像以往那样，成为进步力量的一员，积极地跟压制自由和异议的反动势力进行抗争，让母语教育享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为了进行这场斗争，董教总应该作好哪些准备？
董教总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为达成这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准备。首先，它必须加强内部联系，领导人和支持者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达致广泛的政治民主 （这是董教总完成其使命的必要条件），就是促进团结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实踐纲领和采取行动时，董教总必须更具包容性。在争取广泛的改革基础上，它可以 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以马来人和印度人为主的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
结语
总结今晚的讲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华教运动要争取教育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前的政治现实是：统治精英对良好施政沒兴趣，并且已经完全丧失良知。统治集团滥用警察、司法和反贪污委员会（MACC）等权力机关，以谋取私自的利益。华文教育运动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政体下（即：具有广泛且深厚的民主空间、权力机关主持公正、公平及维护人民利益，并拥有良好施政的政体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华教运动和董教总必须首先协助改变目前这种缺乏良好施政的政治环境。它必须尽其所能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争取改革宏观的政治环境。它必须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加强人民力量，成为监督政府施政的机关。
一旦实现了上述几点，改进了的宏观政治环境，將有利于華教运动争取真正的，和较为全面的教育改革。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经历了极大牺牲的華教运动，才能完成它长期以來所肩负起的使命。 〔完〕
杜乾焕博士简历
杜乾焕博士，1944年5月21日在槟城出生。1971年获马来亚大学经济（荣誉）学士，1973年获英国利斯大学文科（经济系）硕士，1982年获马大经济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1973-1993），吉隆坡HELP私人学院（1993-1995）担任学术人员，并写了近50部著作。曾为数个国际机构担任咨询顾问，如曼谷的粮食与农业组织、曼谷的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等。
1982年加入马来西亚民政党。1993年受委担任国会上议员。1995年中选槟城州立法议会马樟武莫选区议员，并受委州行政议员。1999年再次中选，并再次受委州行政议员。2004年仍然成功蝉联。 2008年3月8日大选前宣布不参与竞选，脱离选举政治。
1999年获槟城州元首册封为拿督。2007年获林连玉精神奖。最近获得日本基金会颁发2008/2009高级研究员资格。2009年8月众望所归上任林连玉基金会主席。
- 在迅速政治变更中的母语教育
杜乾焕 ２６－９－２００９
（作者按：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假新山统一酒店联合举办讲座会。 本文是笔者在讲座会上发表的论文。）
前言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 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 邀请我出席今晚的讲座会并发表谈话。很高兴能回到这里和老朋友见面。今晚讲座的主题“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 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并涵盖了三个不同的层面。
今晚谈话的主要内容
我不会全方位阐述这三个层面的课题，也不会平均地加以阐述。我将着重讨论其中一个层面的课题。那就是华教运动及其核心目标、以及华教运动未来应该选择的方向及其斗争模式。当然，在谈及华教运动的未来，无可避免地，我必须讨论关于董教总的角色与方向。众所周知，董总和教总是华教运动中的主干。任何人要讨论我国华教运动都无法不谈及董教总。
无论如何，我必须事先说明，我并不是讨论这个课题的最佳人选。我本身是受英文教育的。我参与华教运动也只是近年来的事，远远比不上在座的前辈，其中有许多已经参与运动多年、为此运动付出过巨大牺牲。因此，我将在这些拥有更多斗争经验的前辈面前演讲. 其实, 他们远比我更了解华教运动的精神及面对的困难。尽管如此，我将尽我所能尝试讨论这个课题。或许，我是从一名受英文教育者的观点出发， 來关心多元文化主义能不能持续发展并保持其穏固性。
今晚， 我的演讲内容如下：
首先，我会阐述我所理解的华教运动与董教总的核心目标。接下来， 我将讨论目前华教运动与董教总所置身的社会政治背景。我选择这个方式来说明问题，那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董教总的斗争曾经是，也将继续受到我国特定社会政治背景所制约。这个斗争能不能成功，將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条件优劣。因此，我们无法把董教总的斗争从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孤立起来看。这短期和中期 （即未来的２年到５年）的社会政治背景，將对董教总以及华教运动的斗争策略，具有深远的影响。
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的核心目标
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董教总一直站在我国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运动的最前线。后来加入战斗队伍的各地校友会以及许多会馆和社团，在董总和教总长期领导下对抗巫 统，因为巫统企图把马来语言与文化霸权和主导权强加在非马来人身上。巫统这种企图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们的语文和教育政策，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作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
董教总的教育政策恰恰相反。自成立以来，董教总一贯主张多元语文政策，完全尊重各民族使用母语母文教学的权利。董教总斗争的基本理念是：维护民族文化特征有助于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建立起民族自尊和自信。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采用母语或学童的第一语言教学，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如果马来西亚能够实施完整的母语教育，将有助于其子民发挥最大的潜能。如果各民族都能采用母语或第一语文教学，也能避免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的问题。
社群热烈支持母语教育
在董教总领导下，华教运动的核心价值或目标，长期获得大部分华社的热烈支持。渐渐地，也獲得其他民族的认同。这可从马来或印度裔教育工作者，政治领袖与文化界人士反对小学英语教授数理的运动得到证明。 无可否认，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家长们，会支持英文教数理。对他们來说，英语就等同于他们的母语。有鉴于此，整体而言，以学生的第一语言来教学，可以说是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肯定。
就因为董教总坚定不移的立场获得了广泛支持，而迫使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在某个程度上，为我国华裔子弟提供小学6年华文教育的选择。公众对多元文化和多种语文立场的支持，迫使政府最终宣布，自2012年起，全面废除英语教数理政策。我认为，政府只是满足了华社要接受母语教育的部分愿望。我们都知道，国家教育制度下的中学都是以国语教学。没有一间政府津贴的中学是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当然，也没有大学以华文教学。
虽然如此，由于华社对母语教育的热爱与执著 (已伸展到对多元文化的热爱与执著)，所以，他们慷慨捐献土地与金钱，以支持60间独中的运作。换句话说，政府拒绝支持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做法，并不能成为华社实现完整教育体系的绊脚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数年前，董教总创办新纪元学院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支持。
拥有一间使用华语华文为教学媒介语文的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华社的梦想。不必多说，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是不会支持这项计划的。它连父母让孩子在中学时期以中文学习的机会都不给，更不用谈在大学阶段以母语接受教育了。最近，副首相兼教育部长重申，中央政府不会承认统考文凭。这足以证明以上的说法。尽管华文小学是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却常面对学生人数过度拥挤、师资缺乏、在拨款方面遭到不公平待遇等问题。
社会政治气候
这一切显示，华教运动与董教总正身处于一个热中于推行单元文化与语言的政权统治下。人民为了坚持实现多元文化与语言的目标，坚决对以巫统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语文霸权， 进行斗争，因而使单元文化政策无法在我国全面实施和贯彻。然而，巫统暂时受挫败， 但这并不能阻止巫统坚持其最终目标，即：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为唯一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体系。自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起，每一份官方发表的教育政策文件，都不断强调这“最终目标”。换句话说，巫统仍然执著于国家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排斥多元文化。
近来的政治形势发展令人关注和担忧。众所周知，公共机关如警察、司法、反贪污委员会等的不公正、偏袒、甚至残暴的處理事件的手法，不断在侵蚀着这些机关的公信力与合法性。本来应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机关，实际上却服务于一小撮特别是来自巫统的政治精英。民众对于公平、公正、无私与有诚信的公共机关的期望落空了。
難怪目前公众对这些公共机关信心大跌。我国容纳政治异己的空间，也不断的在受到限制。这种专制的政权，不择手段滥用公共权力机关以达致私自的目的，并且是那么执著地推行单元文化。在这种情況下，要真正、全面地推行教育改革，实现多种语文教育制度，以满足全民母语教育的需求，那是不可能的。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造成混乱与不安定，因而导致我国整体的教育水平下滑，那是可以理解的。
对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的影响
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 (例如: 致力于寻求改革国家教育体系, 使它成为真正的多种语言, 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的華教运动) 必须参与宏观的政治变革运动，才能取得成功。现在是我们面对殘酷现实的时候了。一个具有正确的模式、范畴、和规模的教育改革方案，只能在一个有能力和执著于良好施政的政权下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教育制度的转型，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的。除非领导華教运动的组织，即董教总，参与各层次的真正改革活动，不然，想达致其核心目标，即：在教育体系中实现多元文化的理念，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说得具体些， 独中统考文凭将不可能受政府承认、以華语作为教學媒介语的大学將不能獲得批准、华小也不可能在国家教育体系中, 得到与国民小学同等的待遇。
为了实现这些期望, 在未来几年里, 董教总必须参与各民族的广大群众一同展开的社 会政治运动。它必须扮演重要角色， 打造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环境， 致力于爭取各方面的平等，更广泛和更实质的民主，加强族群间的合作， 巩固国民团结。它也必须和一切其他进步力量合作，达致政权的轮替。在下届大选中，它必须努力促使更具有竞争性的两线制的出现。对我來说，董教总只有通过这 个途径，推动更宏观的政治改革，才能在我国完成使命，实现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
再过几年，我们将迎来马来西亚第13届大选，同时华教运动也將步入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志在擴张和促进人权空间（包括行享有母语教育的权利）的各种进步势力，和热中于削減全面伸张人权空间的反动势力，将会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稳定的过渡时期，它将面对重重阻碍、艰难和危险。
但是，随着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以及改革运动支持者的队伍日渐壮大，改革运动所面对的困难和危机必将一一化解。虽然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斗争必 将全方位地改变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和未来，也带给华教运动重要的启示。进步力量如果能够在政改运动中取得胜利，华教则还有希望；反之，華教前途将暗淡无 光。面临如此严峻的未来，我认为，董教总绝对有必要像以往那样，成为进步力量的一员，积极地跟压制自由和异议的反动势力进行抗争，让母语教育享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为了进行这场斗争，董教总应该作好哪些准备？
董教总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为达成这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准备。首先，它必须加强内部联系，领导人和支持者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达致广泛的政治民主 （这是董教总完成其使命的必要条件），就是促进团结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实踐纲领和采取行动时，董教总必须更具包容性。在争取广泛的改革基础上，它可以 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以马来人和印度人为主的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
结语
总结今晚的讲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华教运动要争取教育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前的政治现实是：统治精英对良好施政沒兴趣，并且已经完全丧失良知。统治集团滥用警察、司法和反贪污委员会（MACC）等权力机关，以谋取私自的利益。华文教育运动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政体下（即：具有广泛且深厚的民主空间、权力机关主持公正、公平及维护人民利益，并拥有良好施政的政体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华教运动和董教总必须首先协助改变目前这种缺乏良好施政的政治环境。它必须尽其所能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争取改革宏观的政治环境。它必须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加强人民力量，成为监督政府施政的机关。
一旦实现了上述几点，改进了的宏观政治环境，將有利于華教运动争取真正的，和较为全面的教育改革。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经历了极大牺牲的華教运动，才能完成它长期以來所肩负起的使命。 〔完〕
杜乾焕博士简历
杜乾焕博士，1944年5月21日在槟城出生。1971年获马来亚大学经济（荣誉）学士，1973年获英国利斯大学文科（经济系）硕士，1982年获马大经济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1973-1993），吉隆坡HELP私人学院（1993-1995）担任学术人员，并写了近50部著作。曾为数个国际机构担任咨询顾问，如曼谷的粮食与农业组织、曼谷的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等。
1982年加入马来西亚民政党。1993年受委担任国会上议员。1995年中选槟城州立法议会马樟武莫选区议员，并受委州行政议员。1999年再次中选，并再次受委州行政议员。2004年仍然成功蝉联。 2008年3月8日大选前宣布不参与竞选，脱离选举政治。
1999年获槟城州元首册封为拿督。2007年获林连玉精神奖。最近获得日本基金会颁发2008/2009高级研究员资格。2009年8月众望所归上任林连玉基金会主席。
新院变质系列二
新院变质系列二 ：素质以变
上一回谈到新院领导变质，将院讯烧毁。这一回我们来谈谈，新院教育系所开设的课程。
在刚过的学校假期，新院教育系开设了一个数理讲习会给个独中的高中和初中的老师来进修数理科。新院开课让各独中的老师来进修是值得赞赏。
但是，这次的课程没有带来帮助以外，反而讲习会最终由讲课变成交流会。及从第一天上课人数共30人，到最后一天只剩下8人。很明显的看到新院虽然开设这个讲习会却没好好的去处理所出现的状况。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他们所没完善处理的事物。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第一天来讲习会的人有30人到最后只剩8人。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课程上所遇到的事情，及他们所请的教授不理解独中所面对的问题，及教授一直都在述说台湾的问题。最特别的事情就是长达6天的讲习会，没有一天有点名，最后只来一两天的老师都能拿到出席证书，这才够特别，所以下次新院所办的培训课程或讲习会。不用全程出席都可以得到出席证书，去参加也不赖。
第二，没有好好处理教授所遇到的问题，也没好好的接待教授的饮食。还要劳烦上课的老师去帮忙接待教授。接待到底是主办当局的职务还是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吗？为何人的素质逐渐下降，连教专课程也惨不忍睹。
下回继续留意新院变质系列三
上一回谈到新院领导变质，将院讯烧毁。这一回我们来谈谈，新院教育系所开设的课程。
在刚过的学校假期，新院教育系开设了一个数理讲习会给个独中的高中和初中的老师来进修数理科。新院开课让各独中的老师来进修是值得赞赏。
但是，这次的课程没有带来帮助以外，反而讲习会最终由讲课变成交流会。及从第一天上课人数共30人，到最后一天只剩下8人。很明显的看到新院虽然开设这个讲习会却没好好的去处理所出现的状况。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他们所没完善处理的事物。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第一天来讲习会的人有30人到最后只剩8人。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课程上所遇到的事情，及他们所请的教授不理解独中所面对的问题，及教授一直都在述说台湾的问题。最特别的事情就是长达6天的讲习会，没有一天有点名，最后只来一两天的老师都能拿到出席证书，这才够特别，所以下次新院所办的培训课程或讲习会。不用全程出席都可以得到出席证书，去参加也不赖。
第二，没有好好处理教授所遇到的问题，也没好好的接待教授的饮食。还要劳烦上课的老师去帮忙接待教授。接待到底是主办当局的职务还是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吗？为何人的素质逐渐下降，连教专课程也惨不忍睹。
下回继续留意新院变质系列三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下）
第二部分：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我国华教运动从1950年代以来，从未停止过反对政府在各个阶段出台的旨在消灭华校的报告书（如《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4年教育白皮报告》、《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1969年阿兹报告书》、《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以及反对政府在各个时期实施的旨在落实“最终目标”的单元教育法令（如《1952年教育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以及现行的《1996年教育法令》）。
在马来亚独立前，英殖民政府虽排斥华文教育，但没有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在独立后，由国内以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则明目张胆地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成立后，特别是1969年“5.13”事件之后，由联盟政府扩大为国阵政府，除了出台对各族人民进行更大经济掠夺的新经济政策，更加顽强地落实其消灭各民族语文（主要是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197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地使60所独中保存下来，也就是政府全面变质以至消灭华文中学的政策遭遇挫折和失败。
政府把其中一些“华文中学”，改制为只读1本华文的“国民型中学，最后变为只读马来文的“国民中学”（我国现行立法, 已判国民型中學死刑, 因为在现行的 《1996年教育法令》下, 只有国民中學, 沒有国民型中學; 国民型中學已不复存在）。这个过程，让华人社会清楚看到政府消灭华文教育、实现“最终目标”的决心，担心华小也难逃变质的厄运。维护华小不变质，成为董教总和华人社会更为重要的使命。这是因为，没有华小，就没有独中。
1977年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小学工委会（简称华小工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1）维护母语教育，发扬中华文化；（2）维护和发展全国华文小学；（3）争取母语教育平等。这表明，董教总对维护华小不变质的重视。这也表明，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的21(2)条文，成了董教总和华人社会的长期斗争。
进入1980年代，政府企图采取变质华小的行政措施，如（1）1982年3M课程安排——在这制度下，除华语数学用华文，其他科目用马来语；（2）1984年华小集会用语事件——联邦直辖区教育局通令区内华小举行一切集会都必须用国语进行；（3）1985年综合学校建议——教育局拟选18所学校推行“综合学校”试验计划，将华印小学并入马来小学；（4）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
上述事件的不断发生，特别是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事件，引起华教人士强烈反对，展开坚决斗争。1987年10月11日，全国各地3,000多名华人社团和华基政党代表，聚集吉隆坡天后宫召开抗议大会，要求合理解决有关问题。次日，一些家长发动罢课支持抗议行动。10月27—28日，政府援引《內部安全法令》，逮捕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与庄迪君4名华教领导人及百多名其他民权运动者，令国内人民震惊，让国外舆论哗然。这就是政府的所谓“茅草行动”（下图）。
这次“茅草行动”，是政府继褫夺林连玉公民权并取消其教师注册证和逼迫马华开除沈慕羽党籍之后，对华教运动领导的全面、残酷的镇压，也是政府继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大逮捕之后，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另一次全面、残酷的镇压。这次的镇压并没有动摇华教领袖的斗志，也没有改变华教运动的方向。
1990年代到现阶段董教总、华团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
1990年代的董教总，还是延续前辈们的路线和方针，联合华团坚决反对《1996年教育法令》从草案的提出到它的通过。七大华团认为：
（1）《1996年教育法令》依然有许多令人深感担忧的条文，有些比《1961年教育法令》更严峻；
（2）虽然《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及26（A）条文，未出现在《1996年教育法令》内，然而，却由《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所取代 （即所有教育机构都必须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學媒介）；华教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却受到更大的钳制和威胁；
（3）部长对华小和独中所作的保证并未明文列入《1996年教育法令》内。
因此，董教总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是：
（一）要求政府放弃排他性的单元同化教育政策，廢除《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 实行包容性的多元融合教育政策；
（二）继续要求政府公平合理的对待华校（华小和独中）的师资培训、经费拨款及增建学校等；
（三）健全和强化华教运动的各个层次的领导核心，具体的说就是要有能力有效操作的董事会、董联会和董教总；
（四）除了要确保上述领导核心的有效性外，更重要的是，确保领导核心的独立性、民族性、和群众性。
（五）全力支持董教总教育中心的建设工作，并确保董教总教育中心能作为华教运动有效的最高领导核心。（见莫泰熙《从当前华教处境谈到其发展方向》一文，发表于1994年12月18日《华教导报》，又载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39）。
总之，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华教运动，无疑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
（六）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既然是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的主要斗争任务，那么，我国华教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理所当然，就是昔日称为“联盟”（ALLIANCE）而今扩大并改称“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BN）的统治集团。因为，正是他们二者：（1）先是“联盟”统治集团，从马来亚独立前后到（沙巴、砂拉越加入联邦）组成马来西亚，一直到1969年“5.13”事件发生，顽固实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2）后扩大为“国阵”统治集团，从“5.13”事件发生之后，配合着实施“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变本加厉推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这两个不同阶段（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究竟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呢？
马来亚（在自治、独立以前），与在北婆罗州的沙巴和砂拉越，都是英国政府的殖民地。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反帝反殖浪潮，不得不在1957年让马来亚宣布“独立”，又不得不在1963年推动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组成一个更大的联邦国家。英殖民政府在转移其政权的过程中，与当时的所谓“人民领袖”（实际上是英殖民政府所培养的代理人或所扶植的傀儡，先后订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宪法制度，而后通过国会选举让他们所培植的政党及其领袖掌握政权，继续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首个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就是“联盟”，是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3个政党共同组成的政党联盟。他们打着巫、华、印3大民族政治代表的旗号，宣称为各族人民利益说话和做事，但实际上，他们是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培植的统治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与广大各族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
实践证明,“巫华印联盟”的3大政党，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巫统“一党独大”，马华与印度国大党“惟命是从”。联盟领袖不能不为外国资本家及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本家服务，巫统领袖放弃走民族主义路线的选择，而走上马来种族主义路线的不归路，最终走到“5.13”的结局：制造种族冲突，转移人民不满。在联盟时代，尽管马华公会出现过像陈祯禄、朱运兴、和林苍佑等曾经想为华人权益和华文教育请命的个别领袖，但是在巫统领袖的霸权下或由于马华领导层的奴性，他们终于无功戚戚然退下。
1974年成立、改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的统治集团，其实就是联盟组织的扩大，其成员除了原联盟的3党之外，进而扩大包容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联盟和沙巴联盟各党，成为一个涵盖马来半岛、砂拉越和沙巴地区的政治联盟。其成员党众多，且一些地方政党（尤其是砂、沙两州的国阵成员党）常有“进出”国阵的举动，造成其成员党的数目一直变动。
实践证明，无论如何，国阵还是像联盟一样由巫统一党独大，并肆无忌惮地展现它的霸权主义政治，其他政党如马华、国大党、民政党、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和沙巴的地方性政党及其领袖，只能表露对巫统霸权主义政治绝对服从的奴性。巫统领袖利用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更加突出种族主义政治？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加以制度化，具体表现就是，他们极力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说是扶助马来人，实质却是培植朋党鱼肉人民，最终造成马来人贫富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及造成其他各族人民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顽固实施一道又一道的教育相关法令，表面说是发展国家语文（马来文）教育，实质却是摧残民族语文教育（特别是华印语文教育），最终达到强制同化其他民族，进而巩固其政权的目的。
昔日的联盟和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就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七）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
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又是谁呢？
我国华教运动的敌人经常指责华教人士或华教组织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是种族主义，是沙文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我国华教运动从来就不认同也不主张种族主义或是沙文主义。
早在独立前，林连玉应《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邀请，写了一篇开斋节献词，这么说，“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第一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我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使大家都相信有福可以同享，然后，可以希望他们有难同当，把国家建设得完整而稳固。第二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这是对外来民族说的。须知道他们虽有祖国，但是他们的子孙，已经是马来亚的儿女了，马来亚才是他们的祖国，才是他们永久的家乡。只有马来亚的利害，才是他们切身的利害，马来亚以外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朋友罢了。”（见《心理的建设》——代序，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
后来林晃昇反驳对华教运动的诬蔑，明确指出，沙文主义指的是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思想行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占有支配地位或是给予特殊的优待。我们不曾强迫其他民族去学习和接受我们的语文和文化。我们只要求给予平等的对待，允许保存和发展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1）。
因此，我国华教运动是国内华裔族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权益和合法地位的正义斗争，除了从昔日的联盟扩大到今日的国阵的统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之外，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换句话说，现阶段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就是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不包括国阵及其组织的政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
华教运动内部竟有代表人物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
从去年开始，华教运动内部有个代表人物突然以指导的姿态，对新纪元学院事件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说什么，“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但务实路线在建构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争取朝野各种力量（包括来自执政的国阵、民联，在野党，非政府组织 ，友族人士）的支持。”还说什么，“在华教运动中发展高等教育，是在多元公民社会中，争取与捍卫族群的基本权利。因此，它有需在不与各族所磨合认同的现有体制（不一定完全合理）相对抗之下，尽量减少阻力，积极争取扩大办学的活动空间，创立高水平一流大学，才不会辜负华社总体的热望。”（见方山《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一文，为《独立新闻在线》2008年12月9日特约评论。点击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8290.html）
上述谬论，分明就是，企图迷惑华教人士、引领华教运动走上“适应现有体制”、“争取国阵支持”的主张，为华教运动近几年来出现一些准备投靠马华、投靠政府、官商合作经营高等院校的所谓“务实路线”提供理论根据，为潜伏在华教领导组织的一些别有居心者提供分裂华教运动的思想武器。
曾经自诩为“民间文史工作者”而今遭人视为“要饭文棍”的万家安，在他所编撰的新纪元学院事件《怎么看？》（第三集）的《序言》， 特别吹捧方山的上述文章，说什么“对于过去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深度，对今后华教的工作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见解”，还说什么“可以引发深一层的探讨和研究，希望得到重视”云云。
这种敌友不分、趋炎附势、放弃立场、惟利是图的思想，正在毒害我国现阶段的华教运动，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华教运动的发展，必须认清谁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谁是我们的斗争盟友。如果领导人或战友们敌友不分，那么华教运动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在战斗中，如果敌友不分，把敌人当战友或把战友当敌人，其后果只能是：堡垒不保，全军覆灭。难道我国历史会再出现一次“光荣和解”的“奇迹”吗？难道我国华教运动改变成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务实路线”以后，就可以和敌人“光荣和解”、“让大家为迎接华教发展的新时期，为创建一流高等学府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了吗？请全国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人士慎重思考吧！
（八）我国华教运动是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英殖民统治者和联盟或国阵政府处心积虑、想方设法，使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脱离广大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整体社会运动而孤立起来，但是我国华教运动从上个世纪中到世纪末，50年来在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杰出领袖领导下，就跟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从不分离，跟广大各族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反抗英殖民政府和国内反动政权的统治。
林连玉在1901年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1924年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院。1925年来到马来亚长期在数间华校任教之后，他决定居留在这块土地上。在马来亚独立前那个时代，许多华族领袖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对本身的政治认同摇摆不定，他们之中有些人受到中国共产党政权或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招徕而感到困惑之时，林连玉明确而坚定认为，马来亚华人和他们的子孙会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发展起来。他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后，极力主张居留在马来亚的华人把这块土地和各族人民当作自己的故乡和效忠的对象。
也许受到误导或认识不清，有些人只把林连玉视为我国华教运动的杰出领袖，而实际上，林连玉也是我国政治运动的杰出领袖。林连玉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和合理权益而奋斗的同时，认识到华文教育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前途，完全决定在华人的政治力量。他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当时）我国华人社会极为重要的问题，华人投票率的提高将增加华人的政治实力。
林连玉坚定主张华人争取公民权，他幕后推动1956年4月27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全马注册华人社团的大会，成功表达了华人对公民权的意见和对马来亚宪制的基本要求。大会通过4项重要决议：（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足5年的有权申请为公民；（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四）各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平等，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见《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页76）。
林连玉1960年8月20日针对《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书面谈话指出，这个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他不忘提醒大众，教育政策所以这样悖谬，都是由于官方语文的作怪，官方语文已被利用为压迫的武器，但是依照本邦人口的比例，或是依照本邦国民精神粮食的日常供给数量，抑或依照国民应享的权利来说，华文都极有资格被列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我们为求文化自卫，除掉争取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是不是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呢？（同上一书，页92）。
沈慕羽原是出身于中国国民党政治和孔孟书香世家。他为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以及他的政治理想而艰苦奋斗一生一世，无疑是民族意识坚定的华教领袖，也曾经是马华以及国阵的政治领袖和盟友。只因为沈慕羽始终如一跟林连玉站在一起，坚定不移推展争取公民权、争取列华印语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而被联盟领袖迫使马华开除他的党籍，并视他为国阵的敌人，企图断绝他对马华、对国阵以及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人社会的政治影响。
马华领袖鉴于1969年大选以及“5.13”事件之后，马华状况被巫统领袖讥笑为“半生不死”而企图振作起来，由李孝式出面发起华人团结运动，在1971年2月7日在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全马华人领袖座谈会，讨论华人大团结的问题。陈修信知道沈慕羽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只得厚颜求助沈慕羽。沈慕羽胸怀坦荡，不计前嫌，毅然赴会，慷慨陈词，提出7点反建议：（1）各族一律平等，不宜分土著非土著；（2）不宜强制实行一种语文；（3）不宜擅改教学媒介语；（4）各族人民教育机会均等；（5）救穷应不分种族；（6）禁谈敏感及修宪乃不智之举；（7）议长不应制止代议士发言。接着又在2月18日怡保举行的全霹雳华人团结大会上，发表精辟演说，而遭受政府援引《煽动法令》加以拘捕提控。政府唯恐对沈定罪引起华族示威、产生严重后果，打算委任他为上议员，然后撤销控状。面对政府的招安行动，沈慕羽大义凛然地说，“撤销与否由当局决定，我不能出卖民族利益，我不能让人拉着鼻子走。”
以上所述林连玉遭遇或沈慕羽遭遇在在说明：我国华教运动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华教运动局部来看，或者是从社会运动整体来看，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同样是政权问题：当前阶段，只有埋葬巫统霸权集团掌控的政权，才能推进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也只有遵循这条向巫统政权及其帮凶展开不妥协斗争的道路，才能使我国华教运动摆脱种族主义的打击和压迫。
1980年代华教运动和民主人权运动相结合的主要因素
我国华教运动进入1980年代，就明确提出“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维护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思想和主张，主要因素是：
（一）国内由巫统主导的国阵统治集团，在“5.13”之后陆续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而各族人民（尤其是华族）奋起抗争，出现了自独立以来未曾有过的愤怒浪潮和强烈呼声；
（二）当时华教领导的两个组织（教总和董总）正由两名立场坚定、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沈慕羽和林晃昇）挂帅，两者目标共同、合作无间，在华人社会起着领袖群伦的作用；
（三）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等一批具有强烈改革愿望和民权思想的知识人加入董总，并在林晃昇领导下陆续组织阵容强大的团队，在维护民族教育和基本人权的斗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对董总与教总联合全国13州中华大会堂组成的“15华团”所展开的民权运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董教总联合华团完成以下重要工作：（1）1983年提呈对“国家文化政策”批判的《国家文化政策备忘录》；（2）1985年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作为华社民权运动的智慧库；（3）1985年发表《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诉求；（4）1986年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以便贯彻上述《宣言》的诉求工作。
民权运动刚刚开展，还未深入发展，却在1987年10月遭遇所谓“茅草行动”的镇压，国阵政府就援引《内安法令》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庄迪君4名华教领袖以及102名各族社会运动者加以逮捕拘留。除了对华教领袖直接镇压之外，国阵政府还对华团领袖进行收编软化行动，迫使民权委员会无法展开工作，民权运动于是陷入低潮。
林晃昇对1980年代及以后的华教运动，曾经做出这样的总结：我们不能只是从华族的角度来看待华文教育，而必须从维护以及发展各族母语教育的全民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争取友族开明人士的支持时，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特别重要的。而应该是积极争取实现我们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也必须放弃只单纯维护母语学校的生存、只求保持现状的保守作法，，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是人类基本权利和民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林晃昇特别强调，为了民主和人权，我们必须坚决抗拒种族主义者攻击母语教育的言论和措施，使他们的同化阴谋不能得逞！我们也将联合所有热爱民主、尊重人权的人士和团体，包括各族开明人士，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当局废除不合理的教育法令条文以及放弃“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错误思想，改而推行“共同课程纲要，多种语文源流”的正确民主政策。（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收集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2）
1990年代，国阵的华基政党（主要是马华）开始有计划的 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首先在1994年4月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时任董总主席郭全强无法继承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3名前辈的为民族权益和民主人权而奋斗不懈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终于由于1999年发表11个华团领导机构提出《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在大选之后2000年9月遭受“秋后算帐”，屈服于巫青团的种族主义叫嚣和巫统霸权集团的威胁，而宣布“搁置”（实际上等于“收回”）其中7项诉求如下——
（一）扶弱政策的实施，应以保护及提升社会的弱势阶层为出发点，而且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
（二）采取步骤，废除一切领域的“土著／非土著”的区分。
（三）必须公平及合理地分配土地給急需耕地的各族农民。
（四）废除“种族固打制”，代之以按能力分配制度。
（五）推行学生助学金与贷款制度，并不分种族地以按能力分配制度加以分配。
（六）废除大学收生固打制。
（七）我国各宗教在传播、发展、享用官方资源以及媒体报道方面，应获得公平的对待。
这份《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基本上是延续1985年已经提出的《华团宣言》的社会公正主张。它得到2,098个华团的签署及朝野政党全面支持，甚至巫统在大选前也不敢出面反对，绝对是一份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
郭全强在大敌当前，放弃董教总“向来据理力争”的理念，违反当时诉求工委会 “不收回、不道歉”的议决，独自采取软化妥协立场而令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华人蒙羞的这个事件，在我国华教运动和民权运动历史上都写下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前，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一贯领导社会的地位和责任，放弃为各族人民应该享有合法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据理力争。
（九）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2005年郭全强退位，叶新田继任董总主席之后，公然以“维护董总主权”、“进行制度改革”为名，在2006年迫使已把半生时间和精力献给华教的时任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离退，造成董总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相继离职而人心涣散。接着，叶新田在2008年悄悄推行他与官商挂钩的雪邦校园发展计划，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广泛关注，关心和热爱华教人士更是震惊不已。叶新田因此利用邹寿汉炮制了“新纪元学院发生令人不安的财务状况”事件，误导董联会代表通过特大决议，解除柯嘉逊担任的院长职务。叶新田尚且一意孤行，同时逼走柯嘉逊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
笔者在今年1月6日发表《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对叶新田入主董总以后的所作所为，已有详细说明（若未曾阅读上述拙作的同道，点击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html，可了解其中内容）。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在前述文章已列举事实加以论证，叶新田等人背离华社办学的路线方针，集中表现在：（一）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二）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笔者接下来，就是根据上述华教运动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杰出领袖所表现的伟大思想来评定，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笔者认为，借用一个在华人社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水浒》领袖人物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故事，来比喻和说明叶新田入主董教总之后对华教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鲁迅说的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水浒》这部书，写的是中国北宋末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起义就是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无法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108名好汉聚集山东梁山泊，由于领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结果让人招安了。在受招安之后，从“替天行道”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兵，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宋江为了尽忠报国，对消灭方腊起义军，绝不手软，对俘获的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动面目何等狰狞！
叶新田在2008年大选之前，宣布董总不会表态及不提出任何诉求，又应招到马华总部，与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丰隆集团总裁郭令灿、时任巫统雪州大臣基尔等一起高调宣布重新启动新纪元雪邦校地发展计划，并宣布三个月内签署新的雪邦校地发展协议书（下图）。若嫌查阅旧报麻烦费事，可以登录马华网站，浏览2008年2月20日关于“马华丰隆将筹款300万，新纪元新校年内动工”的报导（点击http://www.mca.org.my/CHINESE/INTHENEWS/Pages/200208lk04.aspx），便知有关详情。作为董总主席的他，竟然超越郭全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不提华社诉求，还公开与官商勾结，叶新田图谋些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显然是背离华社、投靠国阵去了。
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或许难以相信，一个曾为甲洞木屋区居民请命，为华教工作奋斗而蹲过大牢，带上“左翼”光环入主董教总的叶新田，偏偏在人民要求改革风暴猛烈吹袭统治集团的关键时刻，向当权派摇尾乞怜、等待收编去了。
上述铁板钉钉无法改变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叶新田维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以及大资产阶级，维护巫统霸权主义支配的国阵统治集团，奴颜婢膝期待收编吗？叶新田一心一意期待收编，难道不是一种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破坏华教运动、危害人民利益的出卖行为吗？
叶新田实行的是《水浒》宋江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在《水浒》中，晁盖是梁山泊农民起义造反事业的奠基人，他坚持“要和大宋皇帝对着干”的斗争路线。但是，宋江却是钻进队伍的另一种人，“吟反诗”只是烟幕。“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才是宋江酒后吐真言。他的“凌云志”，决不是起义造反，而是升官封爵，留名青史。他“笑黄巢”，就是笑晁盖，表明他对晁盖起义造反行为不以为然，不愿认同合流。
为了受招安，宋江处心积虑排斥晁盖，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到晁盖一死，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表示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为了受招安，宋江想方设法排除起义造反派，网罗朝廷将领、土豪劣绅，委以重任，组成一支让他随心所欲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宋江终于篡改了晁盖的斗争路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的手里。
叶新田从2005年6月担任董总主席以后，排除异己，刚愎自用，违规操作，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盗名欺世等等，使我国华教运动的堡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从内部发动的严重破坏。叶新田正在大力鼓吹和实行“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见拙作《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在叶新田和他的一伙跟班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和财富，什么民族权益，什么华文教育，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有两件事，值得在这里特别说明——
第一件事是，两年前董教总与淡米尔教育团体联合展开要求废除小学数理英化政策，恢复母语教数理的全民签署明信片运动，收集到8万张回函。淡米尔教育团体满怀信心表示愿意各自组织1,000人以上群众队伍，双方联合起来到国会举行呈递仪式，但是董教总却不敢接受对方的献议——共同到国会展示意志和决心，而改为邮寄方式低调处理。不知淡米尔教育团体的同道有何感想？如此领导斗争，怎不令人笑话？
第二件事是，今年初马来知识分子领导的“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也像淡米尔教育团体那样，满怀希望邀请董教总派人参加10万人皇宫大集会。董教总先是推说没有受到邀请而没有响应，后又说是不知该联盟提出什么主张而不便参与。于是，3月7日万人大集会，只见吴建成校长等10多名华教人士在那儿痛苦支撑场面。叶新田领导华校反对英语教数理斗争，喊喊口号罢了，也不怕人耻笑！
叶新田在事件之后感到“董总确实丢丑”，不得已再由他豢养的文棍们挖空心思炮制了一本名为《为什么我们不参与3月7日的大集会？》共44页的小册子，以董总名义出版，到处免费分发，用来遮羞盖丑、继续蒙骗。这就是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吧？实际上是叶新田篡改了董教总路线！
叶新田“只喊口号，不反霸权—接受收编—破坏华教堡垒”，不正是《水浒》宣扬的梁山泊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样的投降主义路线三部曲在当今我国华教运动出现的一个新版本吗？ 叶新田一伙正在马华高教部长何国忠等人的唆使安排下，迎合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马华一小撮官僚的政治需要，在华教运动推行一条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叶新田的辩护士方山等人，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占据着华侨岗的叶新田、邹寿汉一伙“务实派”，兜售他们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腐朽思想，鼓吹他们那一套取消斗争的投降主义哲学和唯唯诺诺苟且偷生的奴才哲学。
（十）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去年（2008年）年底，当新纪元学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柔佛州也像霹雳和雪隆两州一样，冒出一些前老左，积极地在他们群体周围，口口相传，或发送手机短讯，说什么“今天华教斗争道路上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董教总为核心领导的周围，捍卫华小不变质，捍卫独中不被消灭。新纪元学院根本就不存在变质问题，而且很快就升格为大学，却有人出来否定董教总的核心领导，把董教总领导人当敌人来打倒。” 还向一些异议者说什么“你们叫嚷新纪元变质了，要救救新纪元，董教总也变质了，要救救董教总。难道各州董联会代表都是白痴吗？如果是，为什么你们不在代表大会推翻他们，而在外头大喊大叫，有什么好处？得利集团只有哈哈大笑。”这类人原是寥寥几个，因利用“组织”名义以遂其私欲，成为“害群之马”。
带着“左派”光环的前“反右英雄”李群熙带领柔佛州老友联谊会，与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团、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会与巴西古当马青区团拥抱在一起，联合马华渗透在新山华团和文教团体的当权派，在2008年12月7日炮制了一篇所谓“新山61个党团文教团体的联署文告”，表态支持董总特大通过“不续聘柯嘉逊为新院院长”的决议，表态支持新院董事会聘用潘永忠为新院长，表态各方不宜节外生枝或深化矛盾而加剧华教队伍的分裂。这些人仗着马华在新山社团的势力，为叶新田掌控董教总、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敲锣打鼓；他们为叶新田重新获得各州董联会支持、继续进行官商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而兴高采烈。
这些柔佛州前老左，像他们过去一样，总是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爱把他们所拥护的占据要津的“自己人”，说成是改革社会运动的“核心领导”，死心塌地拥护“核心领导”，结果一败涂地，还不深思反省。这些人今天随着他们心目中的“核心领导”的指挥棒，高喊“捍卫董教总路线”，却不下功夫独立思考，研究华教运动的历史，认认真真想一想，昔日英殖民统治者和当今巫统掌控下的霸权统治集团，如何处心积虑排斥和消灭华文教育？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等杰出领袖是如何从董教总、从华教运动涌现出来？这些杰出领袖如何敢于斗争、不怕牺牲领导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现今叶新田所宣称和执行的“董教总路线”，究竟跟已故的杰出领袖所领导的“董教总路线”，有何不同呢？
上面提过，1990年代马华开始有计划的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除了在1994年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也通过全国地方领袖和党员打进各地华小、独中的董事会和各州的董联会，想方设法占据领导要职，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前任董总主席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责任之后，情况尤为严重。
董教总属下各级组织是由华社4股主要力量构成
因此可以说，董教总在全国各地的华校（包括华小和独中）董事会和各州的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董教联合会，大体上是由以下4股主要力量构成：
（一） 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这部分人数最多，大都身兼华团要职，力量也最庞大。除了极少数有正义感的党员勇于违反党纪而坚持维护华教的立场之外，敢于对抗巫统霸权和马华指令的领袖如沈慕羽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以党（马华）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第一考量，在巫统霸权政治高涨而华教面对危机的严重时刻，都会唯马华中央领袖马首是瞻，放弃捍卫华教的责任。
1992年力行华小董事会主权事件引发马华与董总领袖在媒体的公开骂战，马华雪隆许多区会乘机发出“另起炉灶”的叫嚣。这项叫嚣绝非虚张声势，但被时任总会长林良实所制止。其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二）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这部分人比前者少，但也为数众多。一般的华校董事会，按照惯例或明文规定，校友会须委派若干代表参与学校董事会，作为学校与校友联系的桥梁，以及校友回馈母校的象征。此外，更多的校友由于事业有成，或已有经济基础，常为母校出钱出力，被推选成为学校董事。这些人大多是小商人、小园主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只顾赚钱，虽有政治倾向，有者倾向执政党，有者倾向反对党，即使他们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党员，一般上党性不强。
（三）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这部分人包括前学运和工运人士、前劳工党和人民党领袖或党员以及左倾民主人士，为数不多，却是华教队伍的斗争主力。这些人曾在1987年反对政府派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全国华小大罢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曾在“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论争中，在捍卫董总的独中办学方针的论争中，以及协助或参与林晃昇组成阵容强大的秘书处，从而建设起维护和发展华教的坚固堡垒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以李万千、莫泰熙为代表的一些人，从杰出领袖林连玉和沈慕羽领导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极其宝贵的教训：不可再听信马华领袖，不能依赖马华基层，摆脱控制独立自主，依靠群众发展华教。于是，自1980年代初他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便开始引进许多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学者和民权主义者，不但给董教总注入新思想，也给华社添增新活力。
（四）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批以柯嘉逊为代表的人权份子虽然人数不多，他们却是社会运动的精干人物，在华教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获得各地华团签盖认同；1986年1月9日，为了落实《华团宣言》，15华团决定设立全国民权委员会；8月30日，雪华堂更率先成立州级民权委员会，民权思想于是开始根植于华社。其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因华团组织内部分化而被摧残，全国民权委员会也无法运作。但是，民权思想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为华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的新元素。华教斗争将母语教育纳入民主人权的范畴，显然是跟这些人的努力推动分不开的。
民主与人权是华社与华教运动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1987年的全国华小生大罢课之后，马哈迪为首的国阵政府随即展开“茅草行动”，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拘留共106人，对华教与民权运动进行大规模镇压。但是，华教队伍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团结和壮大，种族霸权集团担忧人民的更大不满将导致国阵丧失更多选票的严重后果。义正词严代表华社心声的《全国华团领导机构要求释放华裔领袖备忘录》在1988年3月11日呈给马哈迪之后，林晃昇、沈慕羽在1988年6月3日，而柯嘉逊、庄迪君则在1989年1月14日，获得有条件释放。
1990年大选前夕，辞卸董总主席的林晃昇毅然率领李万千、杨培根、柯嘉逊等27名华团人士加入行动党。对于华教人士和华教运动来说，这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在于：（一）丢掉对国阵和华基执政党（马华和民政）的幻想，彻底与过去的“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错误决策划清界线；（二）贯彻由董总法律顾问刘锡通律师所提倡而为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接受和推行的“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政治理念。
这些加入行动党的民权人士，因与党领导层无法谋合，在5年内先后退出行动党，再回到非政府组织的民权斗争队伍中去了。“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的政治理念虽然在第一次实践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过，它已经向华社，特别是华教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而民主与人权则是通往正确方向和目标的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从以上所述董教总的4股主要力量的状况来看，代表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的这股力量，理应与代表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股力量，团结起来，联合代表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的这股力量，争取马华之中一些富有正义感、勇于坚持维护华教立场的领袖和党员，汇合成一个强大的统一阵线，经广大华社共同监督和推选，由一些信念执着、意志坚定、品格高尚、乐于奉献的人组成一个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的领导班子（这样形成的领导班子，才称得上是“核心领导）。这样的领导班子，才是名副其实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的“核心领导”不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了
可是，叶新田在2005年入主董总以后，翌年（2006年）就逼走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接着，又在2008年逼走柯嘉逊以及他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作为董总主席的权力和地位，叶新田除了招揽他的跟班和朋党，以及接纳与马华有挂钩的行政和学术人员，进入董总或新纪元学院之外，便是明目张胆在全国各州董联会排除异己，加强马华势力。如果一定要把叶新田所组成的领导班子称为“核心领导”的话，只能说它就是从华教运动的核心领导，蜕化变成马华颠覆华教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组成的这个“核心领导”不除，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实现他们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变质华小、变质独中、变质新纪元学院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万家不安”是著名年轻时评人杨善勇个人原创、别具含意的妙语，为华社与知识人所津津乐道）。
因此，必须齐心打倒叶新田，才能促使董教总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下列因素：
（一）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必须认清叶新田的真正面目；必须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必须认清我们的敌人就是统治广大各族人民的巫统霸权集团及其帮凶；必须认清谁才是我国华教斗争的盟友。如果依然主张与执政的国阵（主要是巫统、马华、民政和印度国大党）拥抱在一起，如果依然支持叶新田的“核心领导”，则无异为虎作伥。那就难怪柯嘉逊要说，“我国的左派有一页光辉的历史，不应该让一些糊涂的老左派把它玷污。”、“如果这些人还可配称为左派的话，我们哪里还需要右派呢？他们想要平息新纪元事件，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是为虎作伥，是对叶新田的姑息养奸，任由他为所欲为。”（见柯嘉逊著《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华文版）一书，2009年5月出版，页16）
（二）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路线和方针等方面作出建言和批评；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人社会和华教运动作出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指导；必须继续为民主人权与华教斗争相结合、政治运动与华教运动相结合等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必须继续向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三）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我国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全部或重要历史；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华教先贤在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艰苦奋斗和巨大贡献；必须认真学习和努力发扬我国华教运动杰出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必须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华文教育者的优良传统，为华文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为我们后代子孙的长远利益，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四）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罪魁祸首；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主要根源；必须责成马华领袖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联合其他党团和个人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认清马华退出国阵、维护民族尊严，才能与华社同在，与人民同在。否则，必遭华社唾弃！必遭人民唾弃！
（五）全国的华团组织和群众——必须动员起来，团结起来，配合各族人民，为埋葬实行种族主义霸权统治的巫统集团及其帮凶而努力奋斗！为反掉所有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而努力奋斗！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现在状况和未来发展，进行紧密监督和严厉批判。口口相传，会议议决，发表言论，发布文告，集会游行等等，只要遵守《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规定，什么方式都行。
总而言之，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取决于我国华人社会对霸权统治的政治觉醒以及对马华公会与其他华基执政党的厌恶和抛弃。华文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以至大专院校）的美好前途，取决于我国各族人民所展开的“埋葬巫统霸权，伸张民主人权”政治运动时代的来临。
左派人士在运动中犯上错误，即便是严重的错误，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左派人士必须认真检讨本身的错误、勇于纠正本身的错误，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不配称为左派，就不是真左派，而是假左派。真左派必须跟着人民走，必须跟着时代的步伐走，假左派背离人民、分裂运动，必将被人民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谨以此文，献给出席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的同道以及全国关心华文教育前途的党团和人士。本文仅为个人见解，并不代表任何团体单位的意见；愿与同道共勉，欢迎批评指教。
陈成兴2009年9月26日发表于作者部落格(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我国华教运动从1950年代以来，从未停止过反对政府在各个阶段出台的旨在消灭华校的报告书（如《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4年教育白皮报告》、《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1969年阿兹报告书》、《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以及反对政府在各个时期实施的旨在落实“最终目标”的单元教育法令（如《1952年教育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以及现行的《1996年教育法令》）。
在马来亚独立前，英殖民政府虽排斥华文教育，但没有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在独立后，由国内以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则明目张胆地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成立后，特别是1969年“5.13”事件之后，由联盟政府扩大为国阵政府，除了出台对各族人民进行更大经济掠夺的新经济政策，更加顽强地落实其消灭各民族语文（主要是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197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地使60所独中保存下来，也就是政府全面变质以至消灭华文中学的政策遭遇挫折和失败。
政府把其中一些“华文中学”，改制为只读1本华文的“国民型中学，最后变为只读马来文的“国民中学”（我国现行立法, 已判国民型中學死刑, 因为在现行的 《1996年教育法令》下, 只有国民中學, 沒有国民型中學; 国民型中學已不复存在）。这个过程，让华人社会清楚看到政府消灭华文教育、实现“最终目标”的决心，担心华小也难逃变质的厄运。维护华小不变质，成为董教总和华人社会更为重要的使命。这是因为，没有华小，就没有独中。
1977年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小学工委会（简称华小工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1）维护母语教育，发扬中华文化；（2）维护和发展全国华文小学；（3）争取母语教育平等。这表明，董教总对维护华小不变质的重视。这也表明，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的21(2)条文，成了董教总和华人社会的长期斗争。
进入1980年代，政府企图采取变质华小的行政措施，如（1）1982年3M课程安排——在这制度下，除华语数学用华文，其他科目用马来语；（2）1984年华小集会用语事件——联邦直辖区教育局通令区内华小举行一切集会都必须用国语进行；（3）1985年综合学校建议——教育局拟选18所学校推行“综合学校”试验计划，将华印小学并入马来小学；（4）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
上述事件的不断发生，特别是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事件，引起华教人士强烈反对，展开坚决斗争。1987年10月11日，全国各地3,000多名华人社团和华基政党代表，聚集吉隆坡天后宫召开抗议大会，要求合理解决有关问题。次日，一些家长发动罢课支持抗议行动。10月27—28日，政府援引《內部安全法令》，逮捕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与庄迪君4名华教领导人及百多名其他民权运动者，令国内人民震惊，让国外舆论哗然。这就是政府的所谓“茅草行动”（下图）。
这次“茅草行动”，是政府继褫夺林连玉公民权并取消其教师注册证和逼迫马华开除沈慕羽党籍之后，对华教运动领导的全面、残酷的镇压，也是政府继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大逮捕之后，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另一次全面、残酷的镇压。这次的镇压并没有动摇华教领袖的斗志，也没有改变华教运动的方向。
1990年代到现阶段董教总、华团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
1990年代的董教总，还是延续前辈们的路线和方针，联合华团坚决反对《1996年教育法令》从草案的提出到它的通过。七大华团认为：
（1）《1996年教育法令》依然有许多令人深感担忧的条文，有些比《1961年教育法令》更严峻；
（2）虽然《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及26（A）条文，未出现在《1996年教育法令》内，然而，却由《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所取代 （即所有教育机构都必须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學媒介）；华教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却受到更大的钳制和威胁；
（3）部长对华小和独中所作的保证并未明文列入《1996年教育法令》内。
因此，董教总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是：
（一）要求政府放弃排他性的单元同化教育政策，廢除《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 实行包容性的多元融合教育政策；
（二）继续要求政府公平合理的对待华校（华小和独中）的师资培训、经费拨款及增建学校等；
（三）健全和强化华教运动的各个层次的领导核心，具体的说就是要有能力有效操作的董事会、董联会和董教总；
（四）除了要确保上述领导核心的有效性外，更重要的是，确保领导核心的独立性、民族性、和群众性。
（五）全力支持董教总教育中心的建设工作，并确保董教总教育中心能作为华教运动有效的最高领导核心。（见莫泰熙《从当前华教处境谈到其发展方向》一文，发表于1994年12月18日《华教导报》，又载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39）。
总之，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华教运动，无疑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
（六）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既然是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的主要斗争任务，那么，我国华教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理所当然，就是昔日称为“联盟”（ALLIANCE）而今扩大并改称“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BN）的统治集团。因为，正是他们二者：（1）先是“联盟”统治集团，从马来亚独立前后到（沙巴、砂拉越加入联邦）组成马来西亚，一直到1969年“5.13”事件发生，顽固实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2）后扩大为“国阵”统治集团，从“5.13”事件发生之后，配合着实施“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变本加厉推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这两个不同阶段（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究竟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呢？
马来亚（在自治、独立以前），与在北婆罗州的沙巴和砂拉越，都是英国政府的殖民地。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反帝反殖浪潮，不得不在1957年让马来亚宣布“独立”，又不得不在1963年推动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组成一个更大的联邦国家。英殖民政府在转移其政权的过程中，与当时的所谓“人民领袖”（实际上是英殖民政府所培养的代理人或所扶植的傀儡，先后订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宪法制度，而后通过国会选举让他们所培植的政党及其领袖掌握政权，继续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首个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就是“联盟”，是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3个政党共同组成的政党联盟。他们打着巫、华、印3大民族政治代表的旗号，宣称为各族人民利益说话和做事，但实际上，他们是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培植的统治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与广大各族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
实践证明,“巫华印联盟”的3大政党，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巫统“一党独大”，马华与印度国大党“惟命是从”。联盟领袖不能不为外国资本家及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本家服务，巫统领袖放弃走民族主义路线的选择，而走上马来种族主义路线的不归路，最终走到“5.13”的结局：制造种族冲突，转移人民不满。在联盟时代，尽管马华公会出现过像陈祯禄、朱运兴、和林苍佑等曾经想为华人权益和华文教育请命的个别领袖，但是在巫统领袖的霸权下或由于马华领导层的奴性，他们终于无功戚戚然退下。
1974年成立、改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的统治集团，其实就是联盟组织的扩大，其成员除了原联盟的3党之外，进而扩大包容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联盟和沙巴联盟各党，成为一个涵盖马来半岛、砂拉越和沙巴地区的政治联盟。其成员党众多，且一些地方政党（尤其是砂、沙两州的国阵成员党）常有“进出”国阵的举动，造成其成员党的数目一直变动。
实践证明，无论如何，国阵还是像联盟一样由巫统一党独大，并肆无忌惮地展现它的霸权主义政治，其他政党如马华、国大党、民政党、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和沙巴的地方性政党及其领袖，只能表露对巫统霸权主义政治绝对服从的奴性。巫统领袖利用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更加突出种族主义政治？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加以制度化，具体表现就是，他们极力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说是扶助马来人，实质却是培植朋党鱼肉人民，最终造成马来人贫富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及造成其他各族人民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顽固实施一道又一道的教育相关法令，表面说是发展国家语文（马来文）教育，实质却是摧残民族语文教育（特别是华印语文教育），最终达到强制同化其他民族，进而巩固其政权的目的。
昔日的联盟和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就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七）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
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又是谁呢？
我国华教运动的敌人经常指责华教人士或华教组织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是种族主义，是沙文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我国华教运动从来就不认同也不主张种族主义或是沙文主义。
早在独立前，林连玉应《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邀请，写了一篇开斋节献词，这么说，“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第一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我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使大家都相信有福可以同享，然后，可以希望他们有难同当，把国家建设得完整而稳固。第二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这是对外来民族说的。须知道他们虽有祖国，但是他们的子孙，已经是马来亚的儿女了，马来亚才是他们的祖国，才是他们永久的家乡。只有马来亚的利害，才是他们切身的利害，马来亚以外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朋友罢了。”（见《心理的建设》——代序，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
后来林晃昇反驳对华教运动的诬蔑，明确指出，沙文主义指的是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思想行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占有支配地位或是给予特殊的优待。我们不曾强迫其他民族去学习和接受我们的语文和文化。我们只要求给予平等的对待，允许保存和发展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1）。
因此，我国华教运动是国内华裔族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权益和合法地位的正义斗争，除了从昔日的联盟扩大到今日的国阵的统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之外，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换句话说，现阶段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就是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不包括国阵及其组织的政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
华教运动内部竟有代表人物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
从去年开始，华教运动内部有个代表人物突然以指导的姿态，对新纪元学院事件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说什么，“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但务实路线在建构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争取朝野各种力量（包括来自执政的国阵、民联，在野党，非政府组织 ，友族人士）的支持。”还说什么，“在华教运动中发展高等教育，是在多元公民社会中，争取与捍卫族群的基本权利。因此，它有需在不与各族所磨合认同的现有体制（不一定完全合理）相对抗之下，尽量减少阻力，积极争取扩大办学的活动空间，创立高水平一流大学，才不会辜负华社总体的热望。”（见方山《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一文，为《独立新闻在线》2008年12月9日特约评论。点击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8290.html）
上述谬论，分明就是，企图迷惑华教人士、引领华教运动走上“适应现有体制”、“争取国阵支持”的主张，为华教运动近几年来出现一些准备投靠马华、投靠政府、官商合作经营高等院校的所谓“务实路线”提供理论根据，为潜伏在华教领导组织的一些别有居心者提供分裂华教运动的思想武器。
曾经自诩为“民间文史工作者”而今遭人视为“要饭文棍”的万家安，在他所编撰的新纪元学院事件《怎么看？》（第三集）的《序言》， 特别吹捧方山的上述文章，说什么“对于过去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深度，对今后华教的工作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见解”，还说什么“可以引发深一层的探讨和研究，希望得到重视”云云。
这种敌友不分、趋炎附势、放弃立场、惟利是图的思想，正在毒害我国现阶段的华教运动，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华教运动的发展，必须认清谁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谁是我们的斗争盟友。如果领导人或战友们敌友不分，那么华教运动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在战斗中，如果敌友不分，把敌人当战友或把战友当敌人，其后果只能是：堡垒不保，全军覆灭。难道我国历史会再出现一次“光荣和解”的“奇迹”吗？难道我国华教运动改变成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务实路线”以后，就可以和敌人“光荣和解”、“让大家为迎接华教发展的新时期，为创建一流高等学府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了吗？请全国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人士慎重思考吧！
（八）我国华教运动是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英殖民统治者和联盟或国阵政府处心积虑、想方设法，使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脱离广大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整体社会运动而孤立起来，但是我国华教运动从上个世纪中到世纪末，50年来在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杰出领袖领导下，就跟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从不分离，跟广大各族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反抗英殖民政府和国内反动政权的统治。
林连玉在1901年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1924年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院。1925年来到马来亚长期在数间华校任教之后，他决定居留在这块土地上。在马来亚独立前那个时代，许多华族领袖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对本身的政治认同摇摆不定，他们之中有些人受到中国共产党政权或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招徕而感到困惑之时，林连玉明确而坚定认为，马来亚华人和他们的子孙会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发展起来。他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后，极力主张居留在马来亚的华人把这块土地和各族人民当作自己的故乡和效忠的对象。
也许受到误导或认识不清，有些人只把林连玉视为我国华教运动的杰出领袖，而实际上，林连玉也是我国政治运动的杰出领袖。林连玉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和合理权益而奋斗的同时，认识到华文教育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前途，完全决定在华人的政治力量。他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当时）我国华人社会极为重要的问题，华人投票率的提高将增加华人的政治实力。
林连玉坚定主张华人争取公民权，他幕后推动1956年4月27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全马注册华人社团的大会，成功表达了华人对公民权的意见和对马来亚宪制的基本要求。大会通过4项重要决议：（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足5年的有权申请为公民；（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四）各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平等，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见《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页76）。
林连玉1960年8月20日针对《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书面谈话指出，这个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他不忘提醒大众，教育政策所以这样悖谬，都是由于官方语文的作怪，官方语文已被利用为压迫的武器，但是依照本邦人口的比例，或是依照本邦国民精神粮食的日常供给数量，抑或依照国民应享的权利来说，华文都极有资格被列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我们为求文化自卫，除掉争取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是不是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呢？（同上一书，页92）。
沈慕羽原是出身于中国国民党政治和孔孟书香世家。他为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以及他的政治理想而艰苦奋斗一生一世，无疑是民族意识坚定的华教领袖，也曾经是马华以及国阵的政治领袖和盟友。只因为沈慕羽始终如一跟林连玉站在一起，坚定不移推展争取公民权、争取列华印语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而被联盟领袖迫使马华开除他的党籍，并视他为国阵的敌人，企图断绝他对马华、对国阵以及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人社会的政治影响。
马华领袖鉴于1969年大选以及“5.13”事件之后，马华状况被巫统领袖讥笑为“半生不死”而企图振作起来，由李孝式出面发起华人团结运动，在1971年2月7日在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全马华人领袖座谈会，讨论华人大团结的问题。陈修信知道沈慕羽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只得厚颜求助沈慕羽。沈慕羽胸怀坦荡，不计前嫌，毅然赴会，慷慨陈词，提出7点反建议：（1）各族一律平等，不宜分土著非土著；（2）不宜强制实行一种语文；（3）不宜擅改教学媒介语；（4）各族人民教育机会均等；（5）救穷应不分种族；（6）禁谈敏感及修宪乃不智之举；（7）议长不应制止代议士发言。接着又在2月18日怡保举行的全霹雳华人团结大会上，发表精辟演说，而遭受政府援引《煽动法令》加以拘捕提控。政府唯恐对沈定罪引起华族示威、产生严重后果，打算委任他为上议员，然后撤销控状。面对政府的招安行动，沈慕羽大义凛然地说，“撤销与否由当局决定，我不能出卖民族利益，我不能让人拉着鼻子走。”
以上所述林连玉遭遇或沈慕羽遭遇在在说明：我国华教运动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华教运动局部来看，或者是从社会运动整体来看，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同样是政权问题：当前阶段，只有埋葬巫统霸权集团掌控的政权，才能推进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也只有遵循这条向巫统政权及其帮凶展开不妥协斗争的道路，才能使我国华教运动摆脱种族主义的打击和压迫。
1980年代华教运动和民主人权运动相结合的主要因素
我国华教运动进入1980年代，就明确提出“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维护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思想和主张，主要因素是：
（一）国内由巫统主导的国阵统治集团，在“5.13”之后陆续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而各族人民（尤其是华族）奋起抗争，出现了自独立以来未曾有过的愤怒浪潮和强烈呼声；
（二）当时华教领导的两个组织（教总和董总）正由两名立场坚定、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沈慕羽和林晃昇）挂帅，两者目标共同、合作无间，在华人社会起着领袖群伦的作用；
（三）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等一批具有强烈改革愿望和民权思想的知识人加入董总，并在林晃昇领导下陆续组织阵容强大的团队，在维护民族教育和基本人权的斗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对董总与教总联合全国13州中华大会堂组成的“15华团”所展开的民权运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董教总联合华团完成以下重要工作：（1）1983年提呈对“国家文化政策”批判的《国家文化政策备忘录》；（2）1985年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作为华社民权运动的智慧库；（3）1985年发表《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诉求；（4）1986年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以便贯彻上述《宣言》的诉求工作。
民权运动刚刚开展，还未深入发展，却在1987年10月遭遇所谓“茅草行动”的镇压，国阵政府就援引《内安法令》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庄迪君4名华教领袖以及102名各族社会运动者加以逮捕拘留。除了对华教领袖直接镇压之外，国阵政府还对华团领袖进行收编软化行动，迫使民权委员会无法展开工作，民权运动于是陷入低潮。
林晃昇对1980年代及以后的华教运动，曾经做出这样的总结：我们不能只是从华族的角度来看待华文教育，而必须从维护以及发展各族母语教育的全民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争取友族开明人士的支持时，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特别重要的。而应该是积极争取实现我们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也必须放弃只单纯维护母语学校的生存、只求保持现状的保守作法，，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是人类基本权利和民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林晃昇特别强调，为了民主和人权，我们必须坚决抗拒种族主义者攻击母语教育的言论和措施，使他们的同化阴谋不能得逞！我们也将联合所有热爱民主、尊重人权的人士和团体，包括各族开明人士，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当局废除不合理的教育法令条文以及放弃“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错误思想，改而推行“共同课程纲要，多种语文源流”的正确民主政策。（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收集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2）
1990年代，国阵的华基政党（主要是马华）开始有计划的 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首先在1994年4月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时任董总主席郭全强无法继承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3名前辈的为民族权益和民主人权而奋斗不懈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终于由于1999年发表11个华团领导机构提出《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在大选之后2000年9月遭受“秋后算帐”，屈服于巫青团的种族主义叫嚣和巫统霸权集团的威胁，而宣布“搁置”（实际上等于“收回”）其中7项诉求如下——
（一）扶弱政策的实施，应以保护及提升社会的弱势阶层为出发点，而且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
（二）采取步骤，废除一切领域的“土著／非土著”的区分。
（三）必须公平及合理地分配土地給急需耕地的各族农民。
（四）废除“种族固打制”，代之以按能力分配制度。
（五）推行学生助学金与贷款制度，并不分种族地以按能力分配制度加以分配。
（六）废除大学收生固打制。
（七）我国各宗教在传播、发展、享用官方资源以及媒体报道方面，应获得公平的对待。
这份《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基本上是延续1985年已经提出的《华团宣言》的社会公正主张。它得到2,098个华团的签署及朝野政党全面支持，甚至巫统在大选前也不敢出面反对，绝对是一份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
郭全强在大敌当前，放弃董教总“向来据理力争”的理念，违反当时诉求工委会 “不收回、不道歉”的议决，独自采取软化妥协立场而令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华人蒙羞的这个事件，在我国华教运动和民权运动历史上都写下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前，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一贯领导社会的地位和责任，放弃为各族人民应该享有合法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据理力争。
（九）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2005年郭全强退位，叶新田继任董总主席之后，公然以“维护董总主权”、“进行制度改革”为名，在2006年迫使已把半生时间和精力献给华教的时任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离退，造成董总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相继离职而人心涣散。接着，叶新田在2008年悄悄推行他与官商挂钩的雪邦校园发展计划，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广泛关注，关心和热爱华教人士更是震惊不已。叶新田因此利用邹寿汉炮制了“新纪元学院发生令人不安的财务状况”事件，误导董联会代表通过特大决议，解除柯嘉逊担任的院长职务。叶新田尚且一意孤行，同时逼走柯嘉逊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
笔者在今年1月6日发表《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对叶新田入主董总以后的所作所为，已有详细说明（若未曾阅读上述拙作的同道，点击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html，可了解其中内容）。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在前述文章已列举事实加以论证，叶新田等人背离华社办学的路线方针，集中表现在：（一）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二）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笔者接下来，就是根据上述华教运动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杰出领袖所表现的伟大思想来评定，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笔者认为，借用一个在华人社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水浒》领袖人物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故事，来比喻和说明叶新田入主董教总之后对华教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鲁迅说的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水浒》这部书，写的是中国北宋末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起义就是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无法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108名好汉聚集山东梁山泊，由于领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结果让人招安了。在受招安之后，从“替天行道”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兵，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宋江为了尽忠报国，对消灭方腊起义军，绝不手软，对俘获的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动面目何等狰狞！
叶新田在2008年大选之前，宣布董总不会表态及不提出任何诉求，又应招到马华总部，与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丰隆集团总裁郭令灿、时任巫统雪州大臣基尔等一起高调宣布重新启动新纪元雪邦校地发展计划，并宣布三个月内签署新的雪邦校地发展协议书（下图）。若嫌查阅旧报麻烦费事，可以登录马华网站，浏览2008年2月20日关于“马华丰隆将筹款300万，新纪元新校年内动工”的报导（点击http://www.mca.org.my/CHINESE/INTHENEWS/Pages/200208lk04.aspx），便知有关详情。作为董总主席的他，竟然超越郭全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不提华社诉求，还公开与官商勾结，叶新田图谋些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显然是背离华社、投靠国阵去了。
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或许难以相信，一个曾为甲洞木屋区居民请命，为华教工作奋斗而蹲过大牢，带上“左翼”光环入主董教总的叶新田，偏偏在人民要求改革风暴猛烈吹袭统治集团的关键时刻，向当权派摇尾乞怜、等待收编去了。
上述铁板钉钉无法改变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叶新田维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以及大资产阶级，维护巫统霸权主义支配的国阵统治集团，奴颜婢膝期待收编吗？叶新田一心一意期待收编，难道不是一种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破坏华教运动、危害人民利益的出卖行为吗？
叶新田实行的是《水浒》宋江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在《水浒》中，晁盖是梁山泊农民起义造反事业的奠基人，他坚持“要和大宋皇帝对着干”的斗争路线。但是，宋江却是钻进队伍的另一种人，“吟反诗”只是烟幕。“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才是宋江酒后吐真言。他的“凌云志”，决不是起义造反，而是升官封爵，留名青史。他“笑黄巢”，就是笑晁盖，表明他对晁盖起义造反行为不以为然，不愿认同合流。
为了受招安，宋江处心积虑排斥晁盖，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到晁盖一死，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表示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为了受招安，宋江想方设法排除起义造反派，网罗朝廷将领、土豪劣绅，委以重任，组成一支让他随心所欲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宋江终于篡改了晁盖的斗争路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的手里。
叶新田从2005年6月担任董总主席以后，排除异己，刚愎自用，违规操作，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盗名欺世等等，使我国华教运动的堡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从内部发动的严重破坏。叶新田正在大力鼓吹和实行“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见拙作《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在叶新田和他的一伙跟班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和财富，什么民族权益，什么华文教育，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有两件事，值得在这里特别说明——
第一件事是，两年前董教总与淡米尔教育团体联合展开要求废除小学数理英化政策，恢复母语教数理的全民签署明信片运动，收集到8万张回函。淡米尔教育团体满怀信心表示愿意各自组织1,000人以上群众队伍，双方联合起来到国会举行呈递仪式，但是董教总却不敢接受对方的献议——共同到国会展示意志和决心，而改为邮寄方式低调处理。不知淡米尔教育团体的同道有何感想？如此领导斗争，怎不令人笑话？
第二件事是，今年初马来知识分子领导的“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也像淡米尔教育团体那样，满怀希望邀请董教总派人参加10万人皇宫大集会。董教总先是推说没有受到邀请而没有响应，后又说是不知该联盟提出什么主张而不便参与。于是，3月7日万人大集会，只见吴建成校长等10多名华教人士在那儿痛苦支撑场面。叶新田领导华校反对英语教数理斗争，喊喊口号罢了，也不怕人耻笑！
叶新田在事件之后感到“董总确实丢丑”，不得已再由他豢养的文棍们挖空心思炮制了一本名为《为什么我们不参与3月7日的大集会？》共44页的小册子，以董总名义出版，到处免费分发，用来遮羞盖丑、继续蒙骗。这就是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吧？实际上是叶新田篡改了董教总路线！
叶新田“只喊口号，不反霸权—接受收编—破坏华教堡垒”，不正是《水浒》宣扬的梁山泊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样的投降主义路线三部曲在当今我国华教运动出现的一个新版本吗？ 叶新田一伙正在马华高教部长何国忠等人的唆使安排下，迎合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马华一小撮官僚的政治需要，在华教运动推行一条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叶新田的辩护士方山等人，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占据着华侨岗的叶新田、邹寿汉一伙“务实派”，兜售他们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腐朽思想，鼓吹他们那一套取消斗争的投降主义哲学和唯唯诺诺苟且偷生的奴才哲学。
（十）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去年（2008年）年底，当新纪元学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柔佛州也像霹雳和雪隆两州一样，冒出一些前老左，积极地在他们群体周围，口口相传，或发送手机短讯，说什么“今天华教斗争道路上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董教总为核心领导的周围，捍卫华小不变质，捍卫独中不被消灭。新纪元学院根本就不存在变质问题，而且很快就升格为大学，却有人出来否定董教总的核心领导，把董教总领导人当敌人来打倒。” 还向一些异议者说什么“你们叫嚷新纪元变质了，要救救新纪元，董教总也变质了，要救救董教总。难道各州董联会代表都是白痴吗？如果是，为什么你们不在代表大会推翻他们，而在外头大喊大叫，有什么好处？得利集团只有哈哈大笑。”这类人原是寥寥几个，因利用“组织”名义以遂其私欲，成为“害群之马”。
带着“左派”光环的前“反右英雄”李群熙带领柔佛州老友联谊会，与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团、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会与巴西古当马青区团拥抱在一起，联合马华渗透在新山华团和文教团体的当权派，在2008年12月7日炮制了一篇所谓“新山61个党团文教团体的联署文告”，表态支持董总特大通过“不续聘柯嘉逊为新院院长”的决议，表态支持新院董事会聘用潘永忠为新院长，表态各方不宜节外生枝或深化矛盾而加剧华教队伍的分裂。这些人仗着马华在新山社团的势力，为叶新田掌控董教总、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敲锣打鼓；他们为叶新田重新获得各州董联会支持、继续进行官商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而兴高采烈。
这些柔佛州前老左，像他们过去一样，总是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爱把他们所拥护的占据要津的“自己人”，说成是改革社会运动的“核心领导”，死心塌地拥护“核心领导”，结果一败涂地，还不深思反省。这些人今天随着他们心目中的“核心领导”的指挥棒，高喊“捍卫董教总路线”，却不下功夫独立思考，研究华教运动的历史，认认真真想一想，昔日英殖民统治者和当今巫统掌控下的霸权统治集团，如何处心积虑排斥和消灭华文教育？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等杰出领袖是如何从董教总、从华教运动涌现出来？这些杰出领袖如何敢于斗争、不怕牺牲领导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现今叶新田所宣称和执行的“董教总路线”，究竟跟已故的杰出领袖所领导的“董教总路线”，有何不同呢？
上面提过，1990年代马华开始有计划的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除了在1994年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也通过全国地方领袖和党员打进各地华小、独中的董事会和各州的董联会，想方设法占据领导要职，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前任董总主席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责任之后，情况尤为严重。
董教总属下各级组织是由华社4股主要力量构成
因此可以说，董教总在全国各地的华校（包括华小和独中）董事会和各州的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董教联合会，大体上是由以下4股主要力量构成：
（一） 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这部分人数最多，大都身兼华团要职，力量也最庞大。除了极少数有正义感的党员勇于违反党纪而坚持维护华教的立场之外，敢于对抗巫统霸权和马华指令的领袖如沈慕羽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以党（马华）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第一考量，在巫统霸权政治高涨而华教面对危机的严重时刻，都会唯马华中央领袖马首是瞻，放弃捍卫华教的责任。
1992年力行华小董事会主权事件引发马华与董总领袖在媒体的公开骂战，马华雪隆许多区会乘机发出“另起炉灶”的叫嚣。这项叫嚣绝非虚张声势，但被时任总会长林良实所制止。其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二）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这部分人比前者少，但也为数众多。一般的华校董事会，按照惯例或明文规定，校友会须委派若干代表参与学校董事会，作为学校与校友联系的桥梁，以及校友回馈母校的象征。此外，更多的校友由于事业有成，或已有经济基础，常为母校出钱出力，被推选成为学校董事。这些人大多是小商人、小园主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只顾赚钱，虽有政治倾向，有者倾向执政党，有者倾向反对党，即使他们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党员，一般上党性不强。
（三）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这部分人包括前学运和工运人士、前劳工党和人民党领袖或党员以及左倾民主人士，为数不多，却是华教队伍的斗争主力。这些人曾在1987年反对政府派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全国华小大罢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曾在“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论争中，在捍卫董总的独中办学方针的论争中，以及协助或参与林晃昇组成阵容强大的秘书处，从而建设起维护和发展华教的坚固堡垒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以李万千、莫泰熙为代表的一些人，从杰出领袖林连玉和沈慕羽领导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极其宝贵的教训：不可再听信马华领袖，不能依赖马华基层，摆脱控制独立自主，依靠群众发展华教。于是，自1980年代初他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便开始引进许多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学者和民权主义者，不但给董教总注入新思想，也给华社添增新活力。
（四）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批以柯嘉逊为代表的人权份子虽然人数不多，他们却是社会运动的精干人物，在华教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获得各地华团签盖认同；1986年1月9日，为了落实《华团宣言》，15华团决定设立全国民权委员会；8月30日，雪华堂更率先成立州级民权委员会，民权思想于是开始根植于华社。其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因华团组织内部分化而被摧残，全国民权委员会也无法运作。但是，民权思想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为华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的新元素。华教斗争将母语教育纳入民主人权的范畴，显然是跟这些人的努力推动分不开的。
民主与人权是华社与华教运动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1987年的全国华小生大罢课之后，马哈迪为首的国阵政府随即展开“茅草行动”，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拘留共106人，对华教与民权运动进行大规模镇压。但是，华教队伍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团结和壮大，种族霸权集团担忧人民的更大不满将导致国阵丧失更多选票的严重后果。义正词严代表华社心声的《全国华团领导机构要求释放华裔领袖备忘录》在1988年3月11日呈给马哈迪之后，林晃昇、沈慕羽在1988年6月3日，而柯嘉逊、庄迪君则在1989年1月14日，获得有条件释放。
1990年大选前夕，辞卸董总主席的林晃昇毅然率领李万千、杨培根、柯嘉逊等27名华团人士加入行动党。对于华教人士和华教运动来说，这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在于：（一）丢掉对国阵和华基执政党（马华和民政）的幻想，彻底与过去的“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错误决策划清界线；（二）贯彻由董总法律顾问刘锡通律师所提倡而为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接受和推行的“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政治理念。
这些加入行动党的民权人士，因与党领导层无法谋合，在5年内先后退出行动党，再回到非政府组织的民权斗争队伍中去了。“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的政治理念虽然在第一次实践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过，它已经向华社，特别是华教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而民主与人权则是通往正确方向和目标的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从以上所述董教总的4股主要力量的状况来看，代表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的这股力量，理应与代表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股力量，团结起来，联合代表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的这股力量，争取马华之中一些富有正义感、勇于坚持维护华教立场的领袖和党员，汇合成一个强大的统一阵线，经广大华社共同监督和推选，由一些信念执着、意志坚定、品格高尚、乐于奉献的人组成一个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的领导班子（这样形成的领导班子，才称得上是“核心领导）。这样的领导班子，才是名副其实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的“核心领导”不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了
可是，叶新田在2005年入主董总以后，翌年（2006年）就逼走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接着，又在2008年逼走柯嘉逊以及他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作为董总主席的权力和地位，叶新田除了招揽他的跟班和朋党，以及接纳与马华有挂钩的行政和学术人员，进入董总或新纪元学院之外，便是明目张胆在全国各州董联会排除异己，加强马华势力。如果一定要把叶新田所组成的领导班子称为“核心领导”的话，只能说它就是从华教运动的核心领导，蜕化变成马华颠覆华教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组成的这个“核心领导”不除，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实现他们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变质华小、变质独中、变质新纪元学院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万家不安”是著名年轻时评人杨善勇个人原创、别具含意的妙语，为华社与知识人所津津乐道）。
因此，必须齐心打倒叶新田，才能促使董教总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下列因素：
（一）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必须认清叶新田的真正面目；必须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必须认清我们的敌人就是统治广大各族人民的巫统霸权集团及其帮凶；必须认清谁才是我国华教斗争的盟友。如果依然主张与执政的国阵（主要是巫统、马华、民政和印度国大党）拥抱在一起，如果依然支持叶新田的“核心领导”，则无异为虎作伥。那就难怪柯嘉逊要说，“我国的左派有一页光辉的历史，不应该让一些糊涂的老左派把它玷污。”、“如果这些人还可配称为左派的话，我们哪里还需要右派呢？他们想要平息新纪元事件，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是为虎作伥，是对叶新田的姑息养奸，任由他为所欲为。”（见柯嘉逊著《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华文版）一书，2009年5月出版，页16）
（二）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路线和方针等方面作出建言和批评；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人社会和华教运动作出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指导；必须继续为民主人权与华教斗争相结合、政治运动与华教运动相结合等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必须继续向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三）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我国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全部或重要历史；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华教先贤在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艰苦奋斗和巨大贡献；必须认真学习和努力发扬我国华教运动杰出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必须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华文教育者的优良传统，为华文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为我们后代子孙的长远利益，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四）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罪魁祸首；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主要根源；必须责成马华领袖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联合其他党团和个人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认清马华退出国阵、维护民族尊严，才能与华社同在，与人民同在。否则，必遭华社唾弃！必遭人民唾弃！
（五）全国的华团组织和群众——必须动员起来，团结起来，配合各族人民，为埋葬实行种族主义霸权统治的巫统集团及其帮凶而努力奋斗！为反掉所有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而努力奋斗！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现在状况和未来发展，进行紧密监督和严厉批判。口口相传，会议议决，发表言论，发布文告，集会游行等等，只要遵守《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规定，什么方式都行。
总而言之，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取决于我国华人社会对霸权统治的政治觉醒以及对马华公会与其他华基执政党的厌恶和抛弃。华文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以至大专院校）的美好前途，取决于我国各族人民所展开的“埋葬巫统霸权，伸张民主人权”政治运动时代的来临。
左派人士在运动中犯上错误，即便是严重的错误，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左派人士必须认真检讨本身的错误、勇于纠正本身的错误，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不配称为左派，就不是真左派，而是假左派。真左派必须跟着人民走，必须跟着时代的步伐走，假左派背离人民、分裂运动，必将被人民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谨以此文，献给出席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的同道以及全国关心华文教育前途的党团和人士。本文仅为个人见解，并不代表任何团体单位的意见；愿与同道共勉，欢迎批评指教。
陈成兴2009年9月26日发表于作者部落格(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上）
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作者：陈成兴（chenxin5588@gmail.com）
前言
笔者主持了2008年12月21日在柔佛新山由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和柔佛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新纪元学院会否变质”论坛后，2009年1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的文章，对有关论坛作出个人回应，引起一些反响。一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希望笔者能够在反駁方山的言論，以及在作出董总应回到正确道路的結論方面，進一步加強分析。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动机。因此，本文可以说是前文的续篇和补充。
本文的论述和批判，是根据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发表的见解和主张，是认真负责的。笔者仅希望提供给那些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的社团或个人，作为他们独立思考的参照意见，并无意强迫任何社团或个人，非接受笔者的立场或观点不可。若有相同意见或不同意见者，皆可进行理性交流或碰撞，从而达致更大共识，或保留己见由实践检验。
笔者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共10个小章节来进行探讨。两个部分，可以分开独立成章，其内容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第一部分：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华教运动领袖人物 ；
（四）林晃昇沿着林连玉、沈慕羽的抗争路线，坚持发展新纪元学院 ；
第二部分：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 我国华教运动50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
（六） 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
（七） 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统治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 ；
（八） 我国华教运动是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九） 叶新田掌控下的 “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十） 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
从新纪元学院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到叶新田及其朋党对董教总的继续掌控和支配，关心我国华教前途的党团和社会人士都在关注和谈论着叶新田及其朋党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现在，让我们从考察我国华教的发展过程，来认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认识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也就容易看清叶新田及其朋党的虚伪面目和真正图谋。
第一部分：
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根据学者的研究，马来亚华人最早的办学活动，到现在还有遗址可考的，要算是在槟榔屿（即今日的槟城）华人创办的五福书院（1819——1920），这所早期私塾，已成为现代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先驱。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华文教育发展，有文献可考的，至少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它实际上是我国的华族先辈从中国（主要是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离乡背井，移居南洋（主要是马来半岛、新加坡与婆罗洲、印尼等地）生存、发展、奋斗的产物。
14世纪中叶，已有华族先辈在马来半岛的龙牙门（新加坡）居留的记录。15世纪初中国明朝派遣郑和下南洋巡视，预伏了百年后华人大量移居的契机。至17世纪初荷兰占领时期，马六甲河口已出现华族集居的社区，三保山至今仍保留着三百多年前的明代古墓。至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殖民主义者占据槟榔屿（槟城）、单马锡（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发现丰富锡矿和橡胶种植、北婆罗洲则有金矿开采和香料种植，殖民者便大量招募劳工。其时适逢中国清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福建、两广人民为了逃灾避难，纷纷漂洋过海，南下寻找新生活。20世纪初叶是华族先辈大规模涌入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的高峰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持续不断移民和百多年拓荒垦殖，华族先辈已经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
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和巩固他们对华人以及其他各族（主要是马来族和来自印度的淡米尔人）的统治和奴役，长期以来大事推行他们具有同化目的的英文奴化教育，并通过欺诈蒙骗、挑拨离间手段，逐渐形成马来民族恐外、仇外和排外心理。殖民统治者长期以来采取“分而治之”政策，造成各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无法团结而四分五裂。
神州大地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其南部福建、两广等地的同胞移居到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地区，自然地秉承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了反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奴役，华族先辈除了展开政治经济的斗争外，还坚持不懈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努力开办华文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不断培养具有华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下一代。
“到了1953年倡议创办南洋大学的那一年，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人口总数计约670万，华族约300万人（约41.5%），尚多出马来族1%，其中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族约210万，占其总人口38.5%，新加坡殖民直辖地的华族约86万，占该岛人口总和的77%。至于北婆罗洲的沙巴在1951年时华族约7万余，占其总人口22%，而砂劳越华族在1953年约为17万，占其总人口29%”(引自雷澥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7)。
“在南洋大学创立的前夕，依官方统计，1950年马来半岛的华校共有1,319间，学生人数约22万，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增至近40万人；新加坡的华校在1950年共有287间，学生约73,000人，至1959年自治时约计14万人；在北婆罗洲方面，砂劳越1959年统计共有246间华校，学生总数为35,100人，而沙巴的华校在1960年时已有119间，学生人数约26,400人。这样的数字实超越当时很多新兴的国家。根据学者的保守估计，华人在新加坡、马来亚两地自筹自助创办了至少2,000所华文小学，200至300所华文中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创举，实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葩”(引自雷澥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15)。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建国以前200年内，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的沙巴和砂劳越，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淡米尔人）、伊班族、卡达山鲁孙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遭受英殖民统治的奴役和压迫（包括文化教育的歧视和压迫）。各族人民都不断向英殖民统治展开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包括民族文化教育权利）的斗争。因此，上述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同化、争取民族文化教育合理地位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整个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华教运动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原因是，与国内其他族群比较，华族除了是一个较大的民族群体外，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压迫也较为深重，因而具有较高的觉悟性和较强的凝聚力。
为什么上述地区的反殖民族民主运动和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都有至少200年左右的历史，而许多学者却认为，我国的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呢？
一名对我国华教运动研究下过一番苦功的年轻文化学者廖文辉认为，陈绿漪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1945—1961）一书中，把1952年11月3日三大机构（即教总联合董总与马华公会合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统称“三大机构”——笔者注）召开第一次会议，视为华教运动的滥觞，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把1950年华校同仁酝酿（沈慕羽领导下的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致函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提出倡议——笔者注）组织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界定为华教运动的开端，可能更恰当。因为是时华校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也开始有意识、有方向、并朝有组织的运动推展。无论如何，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叶是华教运动的滥觞期，应无疑义”（引自廖文辉著《华教运动的困境与展望》一文，原载于2000年3月号《人文杂志》，吉隆坡出版，页24，又收集于2007年1月出版的其著作《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页26）。
廖文辉提出上述见解，这样说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基本上是处在兴学办教的状态。虽然英殖民政府实施《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对华校进行管理控制，但它的真正目的在对付有反殖反帝意识的董事、校长和老师，华校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损害和影响，但没有出现生存的危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筹募经费办好学校，各校是各自为政、不相联系的。因此，1950年代以前华教还构不成具有明确目标、长期持续且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兴学办教传统的延续和扩大。
廖文辉援引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总结社会运动的5点界定，来支持他的上述说法，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华族向英殖民政府与之后的联盟政府和国阵政府展开的教育问题的斗争，因为它具有以下5点特性，而称之为“华教运动”：
（1）它涉及重大社会问题和价值观：争取华文教育生存和发展权利，已成为我国华人社会，无论是哪个阶级、社团、政党皆竞相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2）它表现鲜明突出的意识形态：捍卫母语教育与维护基本人权，已成为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合法地位的重要指导思想；
（3）它持久激发广泛的参与行动：华小、独中、独大及新纪元学院不断得到进步政党、民间团体和广大社会人士，甚至部分开明友族的支持，已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性运动；
（4）它产生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华教诉求，成为历届大选对反对党非常有利的竞选诉求，有时可以影响竞选结果甚至左右竞选成败；华教问题，经常被统治集团和政府列为“敏感问题”而用作种族主义讹诈；
（5）它具有草根性的自发成因：华教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从来就是发自人民群众和民间组织，而非来自政府和官方组织；政府和官方组织总是利用法令或行政措施，遏制华教的生存，而华教人士和华教组织总是站稳立场，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华教的发展。
笔者认为，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作这样理解：1950年代以前的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历程，是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和孕育阶段；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是1950年代以前的华教斗争的矛盾激化和发展阶段。前后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运动领袖人物
马来亚华教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从林连玉（右下图）和教总领导华人社会反对英殖民政府消灭华文小学，发展到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斗争。
从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巴恩教育报告书》开始 1951年英殖民政府公布了《巴恩教育报告书》，企图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与消灭以华、印（淡米尔）语文为媒介的“方言学校”。这是殖民统治者企图强迫外来移民（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放弃本身的文化和传统，接受“同化”而融入当地社会的观点与政策，受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和支持，但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和反对。在华文教育面对空前危机的那个时刻，当时身为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林连玉，在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沈慕羽等人的支持下，1951年8月24与25日，在吉隆坡召开一个全国华校教师公会代表大会，强烈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并通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华文教师组织，即马来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简称教总），决心维护华文教育和照顾华校教师切身利益。此后，林连玉和教总迅速开展了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地位的运动。
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与《1954年教育白皮书》
英殖民政府在《1952年教育法令》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执行的情况下，便推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建议由政府出钱在非英校（当时主要是华校）开设英文班，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企图达到变质和消灭华校的目的。当时的华校董事部和校长，接到教育局发出、指示他们向政府申办英文班的通知，面对两种选择：若照指示办，华小将逐渐消亡；若不照指示办，他们将面对处分。在这严重局势下，林连玉向当时的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陈情求助。陈祯禄了解情况后，随即发表声明，劝勉华校暂时不必遵守这项指令，直到事件待查清楚后才作决定。结果，到截止日没有一间华校申请。教育局不甘心失败，接着又变换策略，选择一些华校下手，威迫利诱其董事长和校长，以期达到个别击破的目的。林连玉鼓励华校采取拖延策略，以挫折英殖民政府的这项破坏华校的行动。
马来亚华教运动转入对联盟政府及其教育政策的斗争
英国政府是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富有统治经验的殖民主义者。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面对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汹涌澎湃的反殖浪潮，为了延续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改变其统治策略，由直接统治转为间接统治，在马来半岛扶植一个能够听命使唤的、由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以维护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长远利益。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举行第一次自治政府的选举，结果由以巫人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和马华公会（以下简称马华）为主要成员的联盟政党执政，替换英殖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上述的政治转变，促使当时马来亚华文教育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斗争对象。华文学校的存亡，原来取决于英殖民政府，转变为由上述的联盟政府来决定。林连玉认识到，华文教育必须在政治上寻求解决，要保证华文教育的永久地位，必须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也就是说，华文必须成为新独立的马来亚国的四种官方语文之一（四种官方语文包括巫、华、英和印文），华文教育才有前途、才有保障。
“三大机构”定位 与“马六甲会谈”产生的影响
于是林连玉不得不从教育领域走到政治领域，作出以下的重要决策和行动，对我国政治和华教运动产生一些影响：
1、“三大机构”定位——教总与董总联合马华公会，1953年组织了一个后来统称为“三大机构”的组织，作为当时的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如果教总与董总在这个机构中能够坚持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是最为理想的事。可惜的是，“1954年4月，林连玉被马华领袖说服，把（上述的）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教育委员会隶属于马华公会，而非作为一个独立团体。这妥协使林连玉和他的亲密同僚接受作为华社的代表，与联盟政党展开一场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7）。
2、“马六甲会谈”——在陈祯禄的安排下，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政党最高领袖东姑阿都拉曼，1955年1月12日在马六甲陈氏府邸，举行双边在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在会议上，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取得政治妥协，那就是林连玉答应在大选前不提‘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而东姑则代表联盟政党口头上答应执政后取消1952年教育法令，并给华文小学增加二百万元的津贴。‘马六甲会谈’受到华文媒体的批评，认为林连玉和他的同僚放弃了华社的基本诉求，那就是把华文列为官方语文。林连玉在官方语文的让步大大协助了联盟，因为华社在竞选时没有对联盟作出批评。因而联盟在1955年7月大选中大获全胜，在立法议院中的52席中获得51席。”（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8）。
联盟政府表面开明，但对华、印语文教育暗藏杀机
林连玉领导的华文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主要集中在华文中学的生存问题。
1955年7月大选后，联盟政府成立。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于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同年9月设立了一个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教育报告书》，在1956年发表《拉萨报告书》，对教育政策作出一些调整，显示其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1）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2）提供一种“能为本邦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3）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非马来人及文化之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报告书的出台，可以说是林连玉领导的教育运动的一项胜利、一项进展。可是，这项胜利和进展只是暂时性的，因为这份报告书在第12段说明，政府还是要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但不可操之过急，必须逐渐推行。这（第12段）条文的存在，无疑是为政府日后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消灭其他民族语文埋下伏线，也明显预示着华文教育运动还要面对更大的危机和灾难。
1956年政府展开“火炬运动”，名义上是调查全国当时的适龄入学儿童、志愿进入华校、巫校、印（淡米尔）校或英校读书的总人数，并以调查结果作为制定学校建设计划的根据，而实际上，却是暗地里使用各种招数使到华人家长登记他们的孩子就读英校，以达到其消灭华校的目的。林连玉发动华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华人社团，深入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毅然展开反“火炬运动”，吁请家长把儿女送入华校，粉碎了政府旨在打击和消灭华校的阴谋。
“全国华文教育大会”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之后，联盟政府继承英殖民政府企图消灭华文教育的衣钵，一连串不利于华文教育的事件不断发生。1959年4月26日，董总、教总、马华公会以及华人注册社团和学校代表共963个单位，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体育馆召开“全国华文教育大会”，一致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其中包括：（一）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语母文为主要媒介；（二）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大会的成功召开加强林连玉在华文教育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在他与马华领袖交涉时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但非常不幸的是联盟政府并不重视他的影响力。反之，政府认为这是华社发出颠覆政府的危险讯号（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50）
反对《1960年达立报告书》
1959年联盟在大选胜利之后组织政府，由于马华的新领导层从对华文教育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林苍佑派系改为对华文教育没有好感和兴趣的陈修信派系，《1960年达立报告书》的出台显示政府对华文中学的态度更加强硬。林连玉在1960年8月20日发表书面谈话指出，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不是对于旧教育政策的检讨，却是新教育政策的建立。这个新的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比1952年教育法令，更加刻毒，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的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见《林连玉书面谈话》，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90）。
林连玉还另外指出，“这份（1960年）《报告书》，纯粹以官方语文为武器。自1953年以来，我曾经好多次公开的指出，官方语文，在马来亚，变成一把刀，可以扼杀我们宝贵的文化。现在，我的话应验了。记得1958年9月，我们在怡保所举行的华校大会，曾经有这样的议决：假如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的媒介，我们就要争取华印文并列为官方语文。近年来，我们争取华文教育平等权利，绝口不牵涉到官方语文的问题，可以昭示我们的诚意。不料这诚意不为人们所鉴纳，反而应用官方语文把我们固有的文化排除，我们被迫无可如何，除掉实行怡保华教大会议决以外，是否有其他途径可走？我要请求全体华人郑重予以深思，并且请求友族人士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假使你们的语文地位，也沦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将会是怎样的？” （见林连玉《我为什么失望》，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86）林连玉也为争取华印文列为官方语文运动，提供宝贵的思想指导。
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
《1961年教育法令》是延续《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各族儿童接受一个以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的精神。
《1961年教育法令》的21条（2）条文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华文、淡米尔文）小学改变为以马来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小学。这无异是在华小颈项架上一把刀，华小随时有断头的危险。该法令规定在国家教育系统下，所有中学都必须采用英巫两种官方语文中的任何一种作为教学媒介语，所有国民型中学必须为学生准备参加以英巫为媒介语的公开考试。政府实施这项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迫使所有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通过减少以华文教学的科目，最终全面变质华文中学，成为英文或巫文中学。
《1961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华文教育带来极大冲击。马华屈服并依附于巫统强权，三大机构只剩教总和董总继续紧密合作，为争取华人教育总要求的实现而奋斗。这也标志着马华原来作为一个华人为基础的政党，由于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而背离华社与基层的意愿，从此以后明确走到我国华教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林连玉的斗争指示，成为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
当时领导教总的林连玉，大声疾呼“接受改制，死路一条。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他和当时代表马华和联盟政府的司法部长兼教育检讨委员之一的梁宇皋展开激烈论战和尖锐斗争。梁宇皋蓄意把林连玉为华文教育而奋斗的正义行为，说成为“走江湖，为了自己的牛油和面包”，林连玉大义凛然指责“梁宇皋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其证据如下：他忠于殖民地的主人，做了官委议员，通过1952年教育法令，又通过1954年教育白皮书，现在再官委议员，三通过这份教育检讨报告书”（见《林连玉书面谈话——1960年8月20日》，载于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华文教育呼吁录》，页92）。林连玉大力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号召华社开办“华文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华文中学虽然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林连玉的公民权却在1961年8月遭褫夺了，随后其教师注册证也被吊销了。
政府对林连玉的残酷打压，迫使他不得不从教师和教总领导岗位退下。林连玉在1961年12月7日教总常年代表大会《告别教总同仁》致辞，留下了令人无法遗忘的激昂话语，“时至今日，不是我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可是我已经把公众付托我的，做到不能再做为止，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非自有公论，功过交予历史批判”，也留下了他的英明指示，“大家若问今后怎样？我说，华人必须认识华文，母语教育必须平等，必须维护华校，华人对教育总要求的实现，便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协和、友爱、和平、合作诚是重要的原则。但一切的一切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瞻望前途，殷憂曷己，努力自爱，要对得起祖先，要对得起后辈”
林连玉在他领导华教运动的时代，为争取民族语文教育和民族平等权利而奋斗所表现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自力更生的理念，一直引领着华教工作者和华社坚持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林连玉的上述指示，作为华教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巨大的永恒价值和现实意义。
著名史学家颜清湟博士对林连玉是这样评价的：“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下，他为华文教育的斗争保存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使它成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最好华文教育系统。如果没有林连玉的贡献和他的精神，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华文教育可能已被摧毁，而华裔马来西亚人的中文程度将大大降低。” （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62）
华教运动进入教总主席沈慕羽领导的时代
在联盟政府的残酷打压下，华教运动受到挫折转入低潮。林连玉退下后，直到1965年4月，教总就由马六甲的沈慕羽（左图）起来领导。沈慕羽一路来就是林连玉在华教斗争中的一个亲密战友。1958年9月20日，三大机构在怡保举行全马华教大会，讨论维护华教的问题，对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提案，争论不休，无法达致共识，几乎造成马华公会和华教人士陷于分裂的局面。最后由沈慕羽提出的折衷提案：“以大会名义，呈请联盟在明年（即1959年）大选政纲中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如果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媒介，即应请政府即刻列华文为官方语文”。沈慕羽的折衷提案获得大会通过。
沈慕羽的上述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沈慕羽当时作为教总领导人，同时也是马华青年团领导人。他对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自然有其个人主张；他担任马青领导人时，曾撰写了一份《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内容见于《董总50年》，董总2004年12月出版，页1194—1197）分发给所有中委，并呈上马青会议讨论，以期作为马华在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时的方针。但他的《建议书》无法在马华党内通过，他只能寻求和依靠华教人士、华教组织以及华人社团认同和支持他的主张并加以贯彻。
沈慕羽领导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马华开除党籍
1953年华校教总、董总代表和马华公会代表在吉隆坡举行大会，共同表达以下诉求：（一）争取母语母文的教育；（二）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三）争取列华文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从1953年以后，直到1966年，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达到最高潮。1966年沈慕羽以教总主席的身份，号召全国华团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以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华文教育危机。除巫统之外，朝野政党纷纷表示支持，尤其是全国马青团员热烈表示，愿为马青副总团长的坚强后盾。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广大党员群众的意愿和吉打州分部提呈的意见提纲，在1966年10月24日正式提出“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主张，号召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丢掉对马华公会和联盟的一切幻想，为争取各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而共同奋斗（见劳工党声明《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载于陈剑虹编《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2000年出版，页606—607）。
“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声势浩大，引起当时的联盟政府的震惊和恐慌。政府一方面下令禁止召开全国华团大会，另一方面向马华施压，迫使时任马华会长陈修信，在1966年10月18日召开马华中央工作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下列两项议决：
（1） 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因为，斯举有违宪法第152条，列巫文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文；拒绝要求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等于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2）开除沈慕羽党籍，因为沈慕羽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 （见《开除沈慕羽——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议议案》，载于沈慕羽资料汇编编委会编《石在火不灭》，页74）。
上述决议，标志着作为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其领导层为了高官厚禄，从此走向“依附统治集团，甘为巫统效劳”的不归路。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镇压下来，联盟政府终于落实了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1967年国语法令》。
但沈慕羽还说，“马华开除我，不会动摇我的决心，我非到黄河心不死”他也像林连玉一样，面对强权威胁，绝不软脚妥协，仍然站稳立场，坚持正义斗争。
力争母语教育体系生存和发展——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
《1961年教育法令》的实施是我国独立后代表国内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由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用来分阶段消灭民族语文教育（主要是针对华文教育）并破坏各族人民之间与各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合作的标志性阶段。对于我国华文教育运动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阶段，其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华教工作者和华人社会一路来都指望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成为华教运动的同盟或领导，为华族权益和华教前途而共同奋斗。但是，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立场，由于领导层的更换而彻底转变：“陈祯禄‘衷心拥护马华公会联合所有华校董教而组织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之计划’的时代已过，林苍佑‘我们确认各族母语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是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最合理和最有效果的制度’的时代已过，新领导层不但无意接受华教工作者的立场，而且也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妥协和让步。”（见郑良树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4分册）第十三章《独立后的厉行政策》，页31）。
马华公会陈修信、翁毓麟、梁宇皋等领导人，都是英文教育出身官僚。他们大力吹嘘《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的好处：一是使华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华小董事不必再为经费奔劳，享有6年免费小学教育；二是使华文中学进行改制，改制后有三分之一时间教授华文，使华文教育与国家教育接轨。这些领导人为了保持高官厚禄，配合联盟政府的需要，厚颜无耻地向华人社会灌输“华人受6年华文小学教育就够了”以及“华人社会应该接受华文中学改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奴才思想，让华文教育逐步消失以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
因此我国华族争取民族母语教育的抗争，就以“维护华小（不变质）”、“维护独中（不变质）”、“设立华文高等院校”、“力争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为内容，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进行长期艰苦奋斗。
董教总联合华教人士发起兴办“独立大学”运动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起，联盟政府将执行原定政策，出国留学生必须拥有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才能获得教育部批准出国深造。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华校高中毕业生到外国留学，包括到新加坡或台湾等地升学，严重打击华文独中和华教体系的生存和发展。
1968年董教总联合全国华教人士和华人社团，延续1950年代南洋华人社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发起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兴办独立大学的目的是，一来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面对的深造难题，二来实现华文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的愿望。这个运动获得全国广大华人群众的支持与参与。马华公会作为一个华基政党，时任会长陈修信却大唱反调，说什么“独立大学要在马来西亚成立，简直是比铁树开花更难”、“成立拉曼学院就是马华公会对独大的答复，拉曼学院已成为事实，但独大仍然是个梦。”陈修信甚至通函马华各党员，如有被委派为独大的委员，必须一概辞卸，未遵循者可能被采取纪律行动。”陈修信等马华领导的反华教面目完全暴露无遗。
当时的马来亚劳工党中央理事会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华公会创办高等教育学院并非基于真正维护华文教育和民族教育的立场，而是企图模糊和转移广大人民共同兴办“独立大学”的目标，以及直接破坏华教组织和华人社团所发起的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 （见1968年7月30日《星洲日报》，载于《华文教育史料》，教总1984年出版，下册，页75）
我国华人社会为争取民办大学尽了最大努力，却因霸权统治集团执意禁止“独立大学”的创办而遭受严重打击和挫折。代表广大华社的独大有限公司在创办独大上诉案被联邦法院宣判败诉时，1982年7月6日发表声明强调，今后还是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独大有限公司”至今依然保留下来，意味着我国华人社会不会轻易放弃共赏“铁树开花”的美好愿望。
（四）林晃昇沿着林连玉、沈慕羽的抗争路线， 坚持发展新纪元学院
华教运动的领导组织，除了全国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之外，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成立于1951年而后者成立于1954年。1970 年代以前的华教运动，是由教总及其领袖为最高领导，并发挥了重大作用，不是因为教总比董总早3年诞生，而是由于下述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一）当时的华校教师虽是知识份子，工作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困难，职业毫无保障，有苦往肚里吞，可说是受压迫受歧视的一个阶层。当时甚至发生一名教师因儿女众多，贫病交加活不下去，而投水自尽，还遗书告诫子孙永不为教员，令人心酸悲痛的惨事。教师们普遍不满现实，强烈要求改善生活。这也就是林连玉决心组织华校教师以及之后成立教师会总会的行动契机和社会背景。英殖民政府旨在压制民族教育的《1952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教总带来新的使命，教总必须领导华人社会进行长期艰苦的抗争。
（二）华校董事基本上是商人或小商人、小园主阶层，他们大都是地方社团领袖，或马华公会党要，相对于教师来说，他们的经济比较富裕，但因忙于做生意赚钱，也忙于社团活动或马华党务，这些人大部分对华教问题认识不清或缺乏了解，甚至有很多是不懂教育的。在当时的华校，“董事会”就像“公司”，董事就是“雇主”（老板），校长教师就是“雇员”（伙计），董教关系是有矛盾的。林连玉曾说，“没有董事会就办不起华校，有了董事会办不好华校”。在这种情况下，董事组织无法起先进和领导作用，也就不难理解。
（三）英殖民政府和联盟政府在我国实行民族压迫，特别是对民族教育的压迫，因而产生了一批具有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敢于向强权统治展开斗争的杰出人物，他们以林连玉、沈慕羽等人为代表。林连玉出身中国的一个书香世家，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并在一所现代化的集美师范接受教育，受到现代西方思潮（民主理念）的影响。他认为，华文教育的斗争是正义的，而为了华社的平等权利而战斗是责无旁贷的。他曾说，“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沈慕羽是在一个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同时也是家学渊源的教育世家生长。因此，沈慕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他接过领导棒子之后，大无畏地以马青教育主任身份，向马华所有中委和马青会议，提呈《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年》，2004年12月版，页1194—1197），发扬林连玉“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精神，高呼“教育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号召，大义凛然领导教总和华社继续奋斗。
林晃昇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
从1970年代初，林晃昇（右图）接任董总主席之后，即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廖文辉这么阐述：独中复兴运动以后，出现了教总在华文教育的领导地位渐为董总取代的倾向。这种转变的出现，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1969年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所有的华文小学校长教师成为公务员，教总虽是教师总会，但领导层多数是校长，如果称为“校长总会”实不为过，而校长向各州教育局负责，加上前述公务员的心态，对董事爱理不理，因此对官方都不敢有尖锐的针对性意见。
其二是，董事会章程规定只有董事可以筹款，独中百万元基金的筹募，就以董总为主；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的浪潮由霹雳董联会掀起，自然以董总为领导，统筹大局。适时，林晃昇开始担任董总主席，他一共担任8届主席（1973年——1990年）时间最长，拥有历来最强的领导班子，兵强马壮。董总的声望与领导地位，在1970年代以后已凌驾教总。
其三是，教师团体及公务员，无疑是个明哲保身、保守型较强的组织，而有商业背景的董事，经济较独立, 一般上较积极进取，办事魄力较强。影响教总与董总领导地位转移，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见廖文辉著《华校教总及其人物》教总出版一书，第六章：董教总的定位，页161）。
领导霹雳州独中复兴，发展到全国性独中复兴运动
从《1961年教育法令》到1970年的10年期间，我国独立中学遭受改制风暴的肆虐，一直在凄风苦雨之中挣扎求存。全国独中学生人数曾滑落到只剩2万余人。1969年是独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当独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离校后，由于政府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报名就读独中人数寥寥无几，造成独中一间间关闭。仅在霹雳州，原有14间独中，5间先后停办。霹雳州华教人士认识到，若不加以挽救，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毅然在1973年掀起轰轰烈烈的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
此外，在1969年“5.13”事件之后，当时走马上任不久的联盟教育部长阿都拉曼雅谷宣布，到1971年1月，国民型英文小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77年，国民型中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82年，中学考试的唯一媒介语是马来语；到1983年，大专院校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已改制的国民型华文中学，1977年起必须经历第二次媒介语的改变。这项教育政策引起华人社会的普遍恐慌，深恐政府全面消灭华文教育，又开始把子弟送进华小和独中。这构成了华文独中复兴的又一重要原因和契机（见周聿峨著《东南亚华文教育》，第三章：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65）。
1973年12月16日，林晃昇领导董教总联合全国各地校友会和文化团体代表，在吉隆坡召开“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通过雪州华校董联会提呈的《华文独中建议书》，并选出32人成立“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由林晃昇担任主席兼召集人，全力推动独中课程、统一考试、师资培训、学生升学与就业以及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的工作。《华文独中建议书》提出了“四大使命”与“六大总办学方针” （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年》，2004年12月版，页0865—0867），是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它为发展华文独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和正确的办学方针。经过全国热爱华教人士多年的刻苦奋斗，终于发展成为60所独中6万名学生的规模。
董教总坚决主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
1973年“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在林晃昇领导下，逐步设立了考试局、课程局、师资教育局、技能教育局、辅导推展局、出版局、咨询局、体育局、奖贷学金组等机构。从此独中有了全国统一的咨询协调和指导机构。
1975年，董教总议决举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竟恼羞成怒，传召林晃昇等董教总领导人到国会大厦，厉声发出警告不准举办统考，并责令林晃昇等在场人士马上表态。但林晃昇没有被吓倒，反而理直气壮说出举办统考是华社的共同愿望，并要求回去开会讨论，才作回答。林晃昇沉着应战的坚强气魄，促使董教总领导层一致决定：即使面对坐牢，也不能放弃主办统考。
董教总的坚定立场赢得了全国华社、学生家长以及应考生的支持，第一届统考终于排除了敌对者的阻碍、成功举办了。此后独中统考每年继续举办，奠定了独中的办学水平。直到今天，全世界已有400多所大专学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开拓了独中毕业生出国深造的广阔天地。可笑的是，我国政府却依然拒绝支持华文独中、拒绝承认统考文凭，继续歧视、压迫民族教育以及侵蚀、剥夺民族权益。
申办“独立大学”遭受拒绝而采取“状告政府”行动
囿于教育法令所限制，独立大学的申办，是以“独大有限公司”来进行的。独大理事会的正副主席也就是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他们是：正主席林晃昇（董总），副主席两位，沈慕羽（教总）和胡万铎（董总）。林晃昇承担最重要的领导责任。独立大学的申办，曾获得4,238个华人社团和广大华人社会的支持。
1978年9月17日，时任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大创办，因为它违反了国家教育政策，理由是：（一）由私人机构建设；（二）华文为教学媒介语；（三）只收华文中学学生。9月19日，独大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以政府违反宪法精神为理由，采取法律行动寻求解决独大事件。
1980年9月16日独大有限公司入禀吉隆坡高等法院，就独大的创办遭拒绝事起诉政府。诉讼案在1981年9月28日开审，11月7日高院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独大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案在1982年2月15日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驳回独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它在判词中指出，倡议中的独大倘其设立，属公共机构，无权使用华文为官方用途。其中一名法官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独大的设立，将是非公共机构，使用华文并未违反宪法。 这项诉讼，虽以失败告终，却写下我国民间组织为了申办大学状告政府的史无前例的篇章，也许在世界上还不多见。
在联邦法院判决当天，独大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对判决感到失望和痛心。声明说，“上述判决，对发展民族高等教育的争取，无疑是一项打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声明还说，“无论如何，我们将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在民族地位低落、民族权益不断丧失的时刻，摆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这困难的关头，我们应该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共同为争取民族权益而奋斗。”（见华校教总出版《教总33年》，页605—606）
继续争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申办独大案败诉以后，董教总和华人社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没有停止过申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努力。1991年，他们提出，在原来为独大选好的校址（也就是今日新纪元学院校址），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计划。“董教总教育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
（一）开展完整师资培训。这是为60所独中教师提供短期在职进修，以及为华小中一些未合格的教师开办短期进修课程，以提高华小教学质量而设
（二）开办学院为中学毕业生提供大专课程。将与国外大专院校联办不同模式的“双联学位课程”，以较为经济的收费，来帮助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子女， 高中毕业之后有机会继续深造。
“1990年，林晃昇退出董教总领导的岗位，但他仍是独大有限公司和他倡议成立的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董事。1991年，林晃昇坚持建造加影华侨岗上的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大楼。这为后来的董教总发展高等教育、创办新纪元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林晃昇的远见、果断、就不会有今天的三幢大楼，就不可能有千余名师生的新纪元学院。”（见林去病著《华教巨星，民权砥柱》一文，载于《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期，页83）。
林晃昇跟林连玉、沈慕羽一样，在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部分完，请继续浏览第二部分——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作者：陈成兴（chenxin5588@gmail.com）
前言
笔者主持了2008年12月21日在柔佛新山由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和柔佛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新纪元学院会否变质”论坛后，2009年1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的文章，对有关论坛作出个人回应，引起一些反响。一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希望笔者能够在反駁方山的言論，以及在作出董总应回到正确道路的結論方面，進一步加強分析。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动机。因此，本文可以说是前文的续篇和补充。
本文的论述和批判，是根据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发表的见解和主张，是认真负责的。笔者仅希望提供给那些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的社团或个人，作为他们独立思考的参照意见，并无意强迫任何社团或个人，非接受笔者的立场或观点不可。若有相同意见或不同意见者，皆可进行理性交流或碰撞，从而达致更大共识，或保留己见由实践检验。
笔者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共10个小章节来进行探讨。两个部分，可以分开独立成章，其内容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第一部分：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华教运动领袖人物 ；
（四）林晃昇沿着林连玉、沈慕羽的抗争路线，坚持发展新纪元学院 ；
第二部分：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 我国华教运动50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
（六） 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
（七） 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统治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 ；
（八） 我国华教运动是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九） 叶新田掌控下的 “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十） 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
从新纪元学院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到叶新田及其朋党对董教总的继续掌控和支配，关心我国华教前途的党团和社会人士都在关注和谈论着叶新田及其朋党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现在，让我们从考察我国华教的发展过程，来认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认识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也就容易看清叶新田及其朋党的虚伪面目和真正图谋。
第一部分：
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根据学者的研究，马来亚华人最早的办学活动，到现在还有遗址可考的，要算是在槟榔屿（即今日的槟城）华人创办的五福书院（1819——1920），这所早期私塾，已成为现代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先驱。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华文教育发展，有文献可考的，至少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它实际上是我国的华族先辈从中国（主要是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离乡背井，移居南洋（主要是马来半岛、新加坡与婆罗洲、印尼等地）生存、发展、奋斗的产物。
14世纪中叶，已有华族先辈在马来半岛的龙牙门（新加坡）居留的记录。15世纪初中国明朝派遣郑和下南洋巡视，预伏了百年后华人大量移居的契机。至17世纪初荷兰占领时期，马六甲河口已出现华族集居的社区，三保山至今仍保留着三百多年前的明代古墓。至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殖民主义者占据槟榔屿（槟城）、单马锡（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发现丰富锡矿和橡胶种植、北婆罗洲则有金矿开采和香料种植，殖民者便大量招募劳工。其时适逢中国清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福建、两广人民为了逃灾避难，纷纷漂洋过海，南下寻找新生活。20世纪初叶是华族先辈大规模涌入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的高峰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持续不断移民和百多年拓荒垦殖，华族先辈已经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
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和巩固他们对华人以及其他各族（主要是马来族和来自印度的淡米尔人）的统治和奴役，长期以来大事推行他们具有同化目的的英文奴化教育，并通过欺诈蒙骗、挑拨离间手段，逐渐形成马来民族恐外、仇外和排外心理。殖民统治者长期以来采取“分而治之”政策，造成各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无法团结而四分五裂。
神州大地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其南部福建、两广等地的同胞移居到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地区，自然地秉承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了反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奴役，华族先辈除了展开政治经济的斗争外，还坚持不懈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努力开办华文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不断培养具有华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下一代。
“到了1953年倡议创办南洋大学的那一年，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人口总数计约670万，华族约300万人（约41.5%），尚多出马来族1%，其中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族约210万，占其总人口38.5%，新加坡殖民直辖地的华族约86万，占该岛人口总和的77%。至于北婆罗洲的沙巴在1951年时华族约7万余，占其总人口22%，而砂劳越华族在1953年约为17万，占其总人口29%”(引自雷澥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7)。
“在南洋大学创立的前夕，依官方统计，1950年马来半岛的华校共有1,319间，学生人数约22万，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增至近40万人；新加坡的华校在1950年共有287间，学生约73,000人，至1959年自治时约计14万人；在北婆罗洲方面，砂劳越1959年统计共有246间华校，学生总数为35,100人，而沙巴的华校在1960年时已有119间，学生人数约26,400人。这样的数字实超越当时很多新兴的国家。根据学者的保守估计，华人在新加坡、马来亚两地自筹自助创办了至少2,000所华文小学，200至300所华文中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创举，实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葩”(引自雷澥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15)。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建国以前200年内，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的沙巴和砂劳越，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淡米尔人）、伊班族、卡达山鲁孙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遭受英殖民统治的奴役和压迫（包括文化教育的歧视和压迫）。各族人民都不断向英殖民统治展开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包括民族文化教育权利）的斗争。因此，上述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同化、争取民族文化教育合理地位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整个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华教运动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原因是，与国内其他族群比较，华族除了是一个较大的民族群体外，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压迫也较为深重，因而具有较高的觉悟性和较强的凝聚力。
为什么上述地区的反殖民族民主运动和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都有至少200年左右的历史，而许多学者却认为，我国的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呢？
一名对我国华教运动研究下过一番苦功的年轻文化学者廖文辉认为，陈绿漪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1945—1961）一书中，把1952年11月3日三大机构（即教总联合董总与马华公会合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统称“三大机构”——笔者注）召开第一次会议，视为华教运动的滥觞，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把1950年华校同仁酝酿（沈慕羽领导下的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致函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提出倡议——笔者注）组织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界定为华教运动的开端，可能更恰当。因为是时华校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也开始有意识、有方向、并朝有组织的运动推展。无论如何，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叶是华教运动的滥觞期，应无疑义”（引自廖文辉著《华教运动的困境与展望》一文，原载于2000年3月号《人文杂志》，吉隆坡出版，页24，又收集于2007年1月出版的其著作《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页26）。
廖文辉提出上述见解，这样说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基本上是处在兴学办教的状态。虽然英殖民政府实施《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对华校进行管理控制，但它的真正目的在对付有反殖反帝意识的董事、校长和老师，华校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损害和影响，但没有出现生存的危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筹募经费办好学校，各校是各自为政、不相联系的。因此，1950年代以前华教还构不成具有明确目标、长期持续且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兴学办教传统的延续和扩大。
廖文辉援引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总结社会运动的5点界定，来支持他的上述说法，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华族向英殖民政府与之后的联盟政府和国阵政府展开的教育问题的斗争，因为它具有以下5点特性，而称之为“华教运动”：
（1）它涉及重大社会问题和价值观：争取华文教育生存和发展权利，已成为我国华人社会，无论是哪个阶级、社团、政党皆竞相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2）它表现鲜明突出的意识形态：捍卫母语教育与维护基本人权，已成为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合法地位的重要指导思想；
（3）它持久激发广泛的参与行动：华小、独中、独大及新纪元学院不断得到进步政党、民间团体和广大社会人士，甚至部分开明友族的支持，已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性运动；
（4）它产生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华教诉求，成为历届大选对反对党非常有利的竞选诉求，有时可以影响竞选结果甚至左右竞选成败；华教问题，经常被统治集团和政府列为“敏感问题”而用作种族主义讹诈；
（5）它具有草根性的自发成因：华教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从来就是发自人民群众和民间组织，而非来自政府和官方组织；政府和官方组织总是利用法令或行政措施，遏制华教的生存，而华教人士和华教组织总是站稳立场，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华教的发展。
笔者认为，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作这样理解：1950年代以前的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历程，是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和孕育阶段；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是1950年代以前的华教斗争的矛盾激化和发展阶段。前后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运动领袖人物
马来亚华教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从林连玉（右下图）和教总领导华人社会反对英殖民政府消灭华文小学，发展到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斗争。
从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巴恩教育报告书》开始 1951年英殖民政府公布了《巴恩教育报告书》，企图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与消灭以华、印（淡米尔）语文为媒介的“方言学校”。这是殖民统治者企图强迫外来移民（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放弃本身的文化和传统，接受“同化”而融入当地社会的观点与政策，受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和支持，但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和反对。在华文教育面对空前危机的那个时刻，当时身为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林连玉，在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沈慕羽等人的支持下，1951年8月24与25日，在吉隆坡召开一个全国华校教师公会代表大会，强烈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并通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华文教师组织，即马来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简称教总），决心维护华文教育和照顾华校教师切身利益。此后，林连玉和教总迅速开展了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地位的运动。
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与《1954年教育白皮书》
英殖民政府在《1952年教育法令》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执行的情况下，便推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建议由政府出钱在非英校（当时主要是华校）开设英文班，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企图达到变质和消灭华校的目的。当时的华校董事部和校长，接到教育局发出、指示他们向政府申办英文班的通知，面对两种选择：若照指示办，华小将逐渐消亡；若不照指示办，他们将面对处分。在这严重局势下，林连玉向当时的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陈情求助。陈祯禄了解情况后，随即发表声明，劝勉华校暂时不必遵守这项指令，直到事件待查清楚后才作决定。结果，到截止日没有一间华校申请。教育局不甘心失败，接着又变换策略，选择一些华校下手，威迫利诱其董事长和校长，以期达到个别击破的目的。林连玉鼓励华校采取拖延策略，以挫折英殖民政府的这项破坏华校的行动。
马来亚华教运动转入对联盟政府及其教育政策的斗争
英国政府是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富有统治经验的殖民主义者。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面对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汹涌澎湃的反殖浪潮，为了延续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改变其统治策略，由直接统治转为间接统治，在马来半岛扶植一个能够听命使唤的、由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以维护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长远利益。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举行第一次自治政府的选举，结果由以巫人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和马华公会（以下简称马华）为主要成员的联盟政党执政，替换英殖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上述的政治转变，促使当时马来亚华文教育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斗争对象。华文学校的存亡，原来取决于英殖民政府，转变为由上述的联盟政府来决定。林连玉认识到，华文教育必须在政治上寻求解决，要保证华文教育的永久地位，必须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也就是说，华文必须成为新独立的马来亚国的四种官方语文之一（四种官方语文包括巫、华、英和印文），华文教育才有前途、才有保障。
“三大机构”定位 与“马六甲会谈”产生的影响
于是林连玉不得不从教育领域走到政治领域，作出以下的重要决策和行动，对我国政治和华教运动产生一些影响：
1、“三大机构”定位——教总与董总联合马华公会，1953年组织了一个后来统称为“三大机构”的组织，作为当时的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如果教总与董总在这个机构中能够坚持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是最为理想的事。可惜的是，“1954年4月，林连玉被马华领袖说服，把（上述的）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教育委员会隶属于马华公会，而非作为一个独立团体。这妥协使林连玉和他的亲密同僚接受作为华社的代表，与联盟政党展开一场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7）。
2、“马六甲会谈”——在陈祯禄的安排下，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政党最高领袖东姑阿都拉曼，1955年1月12日在马六甲陈氏府邸，举行双边在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在会议上，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取得政治妥协，那就是林连玉答应在大选前不提‘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而东姑则代表联盟政党口头上答应执政后取消1952年教育法令，并给华文小学增加二百万元的津贴。‘马六甲会谈’受到华文媒体的批评，认为林连玉和他的同僚放弃了华社的基本诉求，那就是把华文列为官方语文。林连玉在官方语文的让步大大协助了联盟，因为华社在竞选时没有对联盟作出批评。因而联盟在1955年7月大选中大获全胜，在立法议院中的52席中获得51席。”（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8）。
联盟政府表面开明，但对华、印语文教育暗藏杀机
林连玉领导的华文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主要集中在华文中学的生存问题。
1955年7月大选后，联盟政府成立。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于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同年9月设立了一个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教育报告书》，在1956年发表《拉萨报告书》，对教育政策作出一些调整，显示其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1）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2）提供一种“能为本邦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3）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非马来人及文化之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报告书的出台，可以说是林连玉领导的教育运动的一项胜利、一项进展。可是，这项胜利和进展只是暂时性的，因为这份报告书在第12段说明，政府还是要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但不可操之过急，必须逐渐推行。这（第12段）条文的存在，无疑是为政府日后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消灭其他民族语文埋下伏线，也明显预示着华文教育运动还要面对更大的危机和灾难。
1956年政府展开“火炬运动”，名义上是调查全国当时的适龄入学儿童、志愿进入华校、巫校、印（淡米尔）校或英校读书的总人数，并以调查结果作为制定学校建设计划的根据，而实际上，却是暗地里使用各种招数使到华人家长登记他们的孩子就读英校，以达到其消灭华校的目的。林连玉发动华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华人社团，深入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毅然展开反“火炬运动”，吁请家长把儿女送入华校，粉碎了政府旨在打击和消灭华校的阴谋。
“全国华文教育大会”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之后，联盟政府继承英殖民政府企图消灭华文教育的衣钵，一连串不利于华文教育的事件不断发生。1959年4月26日，董总、教总、马华公会以及华人注册社团和学校代表共963个单位，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体育馆召开“全国华文教育大会”，一致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其中包括：（一）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语母文为主要媒介；（二）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大会的成功召开加强林连玉在华文教育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在他与马华领袖交涉时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但非常不幸的是联盟政府并不重视他的影响力。反之，政府认为这是华社发出颠覆政府的危险讯号（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50）
反对《1960年达立报告书》
1959年联盟在大选胜利之后组织政府，由于马华的新领导层从对华文教育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林苍佑派系改为对华文教育没有好感和兴趣的陈修信派系，《1960年达立报告书》的出台显示政府对华文中学的态度更加强硬。林连玉在1960年8月20日发表书面谈话指出，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不是对于旧教育政策的检讨，却是新教育政策的建立。这个新的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比1952年教育法令，更加刻毒，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的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见《林连玉书面谈话》，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90）。
林连玉还另外指出，“这份（1960年）《报告书》，纯粹以官方语文为武器。自1953年以来，我曾经好多次公开的指出，官方语文，在马来亚，变成一把刀，可以扼杀我们宝贵的文化。现在，我的话应验了。记得1958年9月，我们在怡保所举行的华校大会，曾经有这样的议决：假如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的媒介，我们就要争取华印文并列为官方语文。近年来，我们争取华文教育平等权利，绝口不牵涉到官方语文的问题，可以昭示我们的诚意。不料这诚意不为人们所鉴纳，反而应用官方语文把我们固有的文化排除，我们被迫无可如何，除掉实行怡保华教大会议决以外，是否有其他途径可走？我要请求全体华人郑重予以深思，并且请求友族人士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假使你们的语文地位，也沦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将会是怎样的？” （见林连玉《我为什么失望》，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86）林连玉也为争取华印文列为官方语文运动，提供宝贵的思想指导。
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
《1961年教育法令》是延续《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各族儿童接受一个以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的精神。
《1961年教育法令》的21条（2）条文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华文、淡米尔文）小学改变为以马来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小学。这无异是在华小颈项架上一把刀，华小随时有断头的危险。该法令规定在国家教育系统下，所有中学都必须采用英巫两种官方语文中的任何一种作为教学媒介语，所有国民型中学必须为学生准备参加以英巫为媒介语的公开考试。政府实施这项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迫使所有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通过减少以华文教学的科目，最终全面变质华文中学，成为英文或巫文中学。
《1961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华文教育带来极大冲击。马华屈服并依附于巫统强权，三大机构只剩教总和董总继续紧密合作，为争取华人教育总要求的实现而奋斗。这也标志着马华原来作为一个华人为基础的政党，由于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而背离华社与基层的意愿，从此以后明确走到我国华教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林连玉的斗争指示，成为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
当时领导教总的林连玉，大声疾呼“接受改制，死路一条。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他和当时代表马华和联盟政府的司法部长兼教育检讨委员之一的梁宇皋展开激烈论战和尖锐斗争。梁宇皋蓄意把林连玉为华文教育而奋斗的正义行为，说成为“走江湖，为了自己的牛油和面包”，林连玉大义凛然指责“梁宇皋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其证据如下：他忠于殖民地的主人，做了官委议员，通过1952年教育法令，又通过1954年教育白皮书，现在再官委议员，三通过这份教育检讨报告书”（见《林连玉书面谈话——1960年8月20日》，载于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华文教育呼吁录》，页92）。林连玉大力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号召华社开办“华文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华文中学虽然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林连玉的公民权却在1961年8月遭褫夺了，随后其教师注册证也被吊销了。
政府对林连玉的残酷打压，迫使他不得不从教师和教总领导岗位退下。林连玉在1961年12月7日教总常年代表大会《告别教总同仁》致辞，留下了令人无法遗忘的激昂话语，“时至今日，不是我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可是我已经把公众付托我的，做到不能再做为止，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非自有公论，功过交予历史批判”，也留下了他的英明指示，“大家若问今后怎样？我说，华人必须认识华文，母语教育必须平等，必须维护华校，华人对教育总要求的实现，便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协和、友爱、和平、合作诚是重要的原则。但一切的一切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瞻望前途，殷憂曷己，努力自爱，要对得起祖先，要对得起后辈”
林连玉在他领导华教运动的时代，为争取民族语文教育和民族平等权利而奋斗所表现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自力更生的理念，一直引领着华教工作者和华社坚持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林连玉的上述指示，作为华教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巨大的永恒价值和现实意义。
著名史学家颜清湟博士对林连玉是这样评价的：“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下，他为华文教育的斗争保存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使它成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最好华文教育系统。如果没有林连玉的贡献和他的精神，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华文教育可能已被摧毁，而华裔马来西亚人的中文程度将大大降低。” （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62）
华教运动进入教总主席沈慕羽领导的时代
在联盟政府的残酷打压下，华教运动受到挫折转入低潮。林连玉退下后，直到1965年4月，教总就由马六甲的沈慕羽（左图）起来领导。沈慕羽一路来就是林连玉在华教斗争中的一个亲密战友。1958年9月20日，三大机构在怡保举行全马华教大会，讨论维护华教的问题，对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提案，争论不休，无法达致共识，几乎造成马华公会和华教人士陷于分裂的局面。最后由沈慕羽提出的折衷提案：“以大会名义，呈请联盟在明年（即1959年）大选政纲中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如果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媒介，即应请政府即刻列华文为官方语文”。沈慕羽的折衷提案获得大会通过。
沈慕羽的上述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沈慕羽当时作为教总领导人，同时也是马华青年团领导人。他对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自然有其个人主张；他担任马青领导人时，曾撰写了一份《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内容见于《董总50年》，董总2004年12月出版，页1194—1197）分发给所有中委，并呈上马青会议讨论，以期作为马华在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时的方针。但他的《建议书》无法在马华党内通过，他只能寻求和依靠华教人士、华教组织以及华人社团认同和支持他的主张并加以贯彻。
沈慕羽领导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马华开除党籍
1953年华校教总、董总代表和马华公会代表在吉隆坡举行大会，共同表达以下诉求：（一）争取母语母文的教育；（二）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三）争取列华文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从1953年以后，直到1966年，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达到最高潮。1966年沈慕羽以教总主席的身份，号召全国华团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以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华文教育危机。除巫统之外，朝野政党纷纷表示支持，尤其是全国马青团员热烈表示，愿为马青副总团长的坚强后盾。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广大党员群众的意愿和吉打州分部提呈的意见提纲，在1966年10月24日正式提出“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主张，号召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丢掉对马华公会和联盟的一切幻想，为争取各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而共同奋斗（见劳工党声明《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载于陈剑虹编《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2000年出版，页606—607）。
“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声势浩大，引起当时的联盟政府的震惊和恐慌。政府一方面下令禁止召开全国华团大会，另一方面向马华施压，迫使时任马华会长陈修信，在1966年10月18日召开马华中央工作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下列两项议决：
（1） 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因为，斯举有违宪法第152条，列巫文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文；拒绝要求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等于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2）开除沈慕羽党籍，因为沈慕羽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 （见《开除沈慕羽——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议议案》，载于沈慕羽资料汇编编委会编《石在火不灭》，页74）。
上述决议，标志着作为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其领导层为了高官厚禄，从此走向“依附统治集团，甘为巫统效劳”的不归路。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镇压下来，联盟政府终于落实了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1967年国语法令》。
但沈慕羽还说，“马华开除我，不会动摇我的决心，我非到黄河心不死”他也像林连玉一样，面对强权威胁，绝不软脚妥协，仍然站稳立场，坚持正义斗争。
力争母语教育体系生存和发展——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
《1961年教育法令》的实施是我国独立后代表国内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由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用来分阶段消灭民族语文教育（主要是针对华文教育）并破坏各族人民之间与各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合作的标志性阶段。对于我国华文教育运动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阶段，其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华教工作者和华人社会一路来都指望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成为华教运动的同盟或领导，为华族权益和华教前途而共同奋斗。但是，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立场，由于领导层的更换而彻底转变：“陈祯禄‘衷心拥护马华公会联合所有华校董教而组织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之计划’的时代已过，林苍佑‘我们确认各族母语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是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最合理和最有效果的制度’的时代已过，新领导层不但无意接受华教工作者的立场，而且也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妥协和让步。”（见郑良树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4分册）第十三章《独立后的厉行政策》，页31）。
马华公会陈修信、翁毓麟、梁宇皋等领导人，都是英文教育出身官僚。他们大力吹嘘《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的好处：一是使华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华小董事不必再为经费奔劳，享有6年免费小学教育；二是使华文中学进行改制，改制后有三分之一时间教授华文，使华文教育与国家教育接轨。这些领导人为了保持高官厚禄，配合联盟政府的需要，厚颜无耻地向华人社会灌输“华人受6年华文小学教育就够了”以及“华人社会应该接受华文中学改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奴才思想，让华文教育逐步消失以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
因此我国华族争取民族母语教育的抗争，就以“维护华小（不变质）”、“维护独中（不变质）”、“设立华文高等院校”、“力争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为内容，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进行长期艰苦奋斗。
董教总联合华教人士发起兴办“独立大学”运动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起，联盟政府将执行原定政策，出国留学生必须拥有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才能获得教育部批准出国深造。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华校高中毕业生到外国留学，包括到新加坡或台湾等地升学，严重打击华文独中和华教体系的生存和发展。
1968年董教总联合全国华教人士和华人社团，延续1950年代南洋华人社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发起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兴办独立大学的目的是，一来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面对的深造难题，二来实现华文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的愿望。这个运动获得全国广大华人群众的支持与参与。马华公会作为一个华基政党，时任会长陈修信却大唱反调，说什么“独立大学要在马来西亚成立，简直是比铁树开花更难”、“成立拉曼学院就是马华公会对独大的答复，拉曼学院已成为事实，但独大仍然是个梦。”陈修信甚至通函马华各党员，如有被委派为独大的委员，必须一概辞卸，未遵循者可能被采取纪律行动。”陈修信等马华领导的反华教面目完全暴露无遗。
当时的马来亚劳工党中央理事会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华公会创办高等教育学院并非基于真正维护华文教育和民族教育的立场，而是企图模糊和转移广大人民共同兴办“独立大学”的目标，以及直接破坏华教组织和华人社团所发起的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 （见1968年7月30日《星洲日报》，载于《华文教育史料》，教总1984年出版，下册，页75）
我国华人社会为争取民办大学尽了最大努力，却因霸权统治集团执意禁止“独立大学”的创办而遭受严重打击和挫折。代表广大华社的独大有限公司在创办独大上诉案被联邦法院宣判败诉时，1982年7月6日发表声明强调，今后还是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独大有限公司”至今依然保留下来，意味着我国华人社会不会轻易放弃共赏“铁树开花”的美好愿望。
（四）林晃昇沿着林连玉、沈慕羽的抗争路线， 坚持发展新纪元学院
华教运动的领导组织，除了全国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之外，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成立于1951年而后者成立于1954年。1970 年代以前的华教运动，是由教总及其领袖为最高领导，并发挥了重大作用，不是因为教总比董总早3年诞生，而是由于下述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一）当时的华校教师虽是知识份子，工作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困难，职业毫无保障，有苦往肚里吞，可说是受压迫受歧视的一个阶层。当时甚至发生一名教师因儿女众多，贫病交加活不下去，而投水自尽，还遗书告诫子孙永不为教员，令人心酸悲痛的惨事。教师们普遍不满现实，强烈要求改善生活。这也就是林连玉决心组织华校教师以及之后成立教师会总会的行动契机和社会背景。英殖民政府旨在压制民族教育的《1952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教总带来新的使命，教总必须领导华人社会进行长期艰苦的抗争。
（二）华校董事基本上是商人或小商人、小园主阶层，他们大都是地方社团领袖，或马华公会党要，相对于教师来说，他们的经济比较富裕，但因忙于做生意赚钱，也忙于社团活动或马华党务，这些人大部分对华教问题认识不清或缺乏了解，甚至有很多是不懂教育的。在当时的华校，“董事会”就像“公司”，董事就是“雇主”（老板），校长教师就是“雇员”（伙计），董教关系是有矛盾的。林连玉曾说，“没有董事会就办不起华校，有了董事会办不好华校”。在这种情况下，董事组织无法起先进和领导作用，也就不难理解。
（三）英殖民政府和联盟政府在我国实行民族压迫，特别是对民族教育的压迫，因而产生了一批具有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敢于向强权统治展开斗争的杰出人物，他们以林连玉、沈慕羽等人为代表。林连玉出身中国的一个书香世家，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并在一所现代化的集美师范接受教育，受到现代西方思潮（民主理念）的影响。他认为，华文教育的斗争是正义的，而为了华社的平等权利而战斗是责无旁贷的。他曾说，“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沈慕羽是在一个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同时也是家学渊源的教育世家生长。因此，沈慕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他接过领导棒子之后，大无畏地以马青教育主任身份，向马华所有中委和马青会议，提呈《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年》，2004年12月版，页1194—1197），发扬林连玉“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精神，高呼“教育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号召，大义凛然领导教总和华社继续奋斗。
林晃昇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
从1970年代初，林晃昇（右图）接任董总主席之后，即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廖文辉这么阐述：独中复兴运动以后，出现了教总在华文教育的领导地位渐为董总取代的倾向。这种转变的出现，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1969年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所有的华文小学校长教师成为公务员，教总虽是教师总会，但领导层多数是校长，如果称为“校长总会”实不为过，而校长向各州教育局负责，加上前述公务员的心态，对董事爱理不理，因此对官方都不敢有尖锐的针对性意见。
其二是，董事会章程规定只有董事可以筹款，独中百万元基金的筹募，就以董总为主；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的浪潮由霹雳董联会掀起，自然以董总为领导，统筹大局。适时，林晃昇开始担任董总主席，他一共担任8届主席（1973年——1990年）时间最长，拥有历来最强的领导班子，兵强马壮。董总的声望与领导地位，在1970年代以后已凌驾教总。
其三是，教师团体及公务员，无疑是个明哲保身、保守型较强的组织，而有商业背景的董事，经济较独立, 一般上较积极进取，办事魄力较强。影响教总与董总领导地位转移，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见廖文辉著《华校教总及其人物》教总出版一书，第六章：董教总的定位，页161）。
领导霹雳州独中复兴，发展到全国性独中复兴运动
从《1961年教育法令》到1970年的10年期间，我国独立中学遭受改制风暴的肆虐，一直在凄风苦雨之中挣扎求存。全国独中学生人数曾滑落到只剩2万余人。1969年是独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当独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离校后，由于政府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报名就读独中人数寥寥无几，造成独中一间间关闭。仅在霹雳州，原有14间独中，5间先后停办。霹雳州华教人士认识到，若不加以挽救，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毅然在1973年掀起轰轰烈烈的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
此外，在1969年“5.13”事件之后，当时走马上任不久的联盟教育部长阿都拉曼雅谷宣布，到1971年1月，国民型英文小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77年，国民型中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82年，中学考试的唯一媒介语是马来语；到1983年，大专院校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已改制的国民型华文中学，1977年起必须经历第二次媒介语的改变。这项教育政策引起华人社会的普遍恐慌，深恐政府全面消灭华文教育，又开始把子弟送进华小和独中。这构成了华文独中复兴的又一重要原因和契机（见周聿峨著《东南亚华文教育》，第三章：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65）。
1973年12月16日，林晃昇领导董教总联合全国各地校友会和文化团体代表，在吉隆坡召开“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通过雪州华校董联会提呈的《华文独中建议书》，并选出32人成立“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由林晃昇担任主席兼召集人，全力推动独中课程、统一考试、师资培训、学生升学与就业以及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的工作。《华文独中建议书》提出了“四大使命”与“六大总办学方针” （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年》，2004年12月版，页0865—0867），是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它为发展华文独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和正确的办学方针。经过全国热爱华教人士多年的刻苦奋斗，终于发展成为60所独中6万名学生的规模。
董教总坚决主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
1973年“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在林晃昇领导下，逐步设立了考试局、课程局、师资教育局、技能教育局、辅导推展局、出版局、咨询局、体育局、奖贷学金组等机构。从此独中有了全国统一的咨询协调和指导机构。
1975年，董教总议决举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竟恼羞成怒，传召林晃昇等董教总领导人到国会大厦，厉声发出警告不准举办统考，并责令林晃昇等在场人士马上表态。但林晃昇没有被吓倒，反而理直气壮说出举办统考是华社的共同愿望，并要求回去开会讨论，才作回答。林晃昇沉着应战的坚强气魄，促使董教总领导层一致决定：即使面对坐牢，也不能放弃主办统考。
董教总的坚定立场赢得了全国华社、学生家长以及应考生的支持，第一届统考终于排除了敌对者的阻碍、成功举办了。此后独中统考每年继续举办，奠定了独中的办学水平。直到今天，全世界已有400多所大专学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开拓了独中毕业生出国深造的广阔天地。可笑的是，我国政府却依然拒绝支持华文独中、拒绝承认统考文凭，继续歧视、压迫民族教育以及侵蚀、剥夺民族权益。
申办“独立大学”遭受拒绝而采取“状告政府”行动
囿于教育法令所限制，独立大学的申办，是以“独大有限公司”来进行的。独大理事会的正副主席也就是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他们是：正主席林晃昇（董总），副主席两位，沈慕羽（教总）和胡万铎（董总）。林晃昇承担最重要的领导责任。独立大学的申办，曾获得4,238个华人社团和广大华人社会的支持。
1978年9月17日，时任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大创办，因为它违反了国家教育政策，理由是：（一）由私人机构建设；（二）华文为教学媒介语；（三）只收华文中学学生。9月19日，独大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以政府违反宪法精神为理由，采取法律行动寻求解决独大事件。
1980年9月16日独大有限公司入禀吉隆坡高等法院，就独大的创办遭拒绝事起诉政府。诉讼案在1981年9月28日开审，11月7日高院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独大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案在1982年2月15日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驳回独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它在判词中指出，倡议中的独大倘其设立，属公共机构，无权使用华文为官方用途。其中一名法官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独大的设立，将是非公共机构，使用华文并未违反宪法。 这项诉讼，虽以失败告终，却写下我国民间组织为了申办大学状告政府的史无前例的篇章，也许在世界上还不多见。
在联邦法院判决当天，独大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对判决感到失望和痛心。声明说，“上述判决，对发展民族高等教育的争取，无疑是一项打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声明还说，“无论如何，我们将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在民族地位低落、民族权益不断丧失的时刻，摆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这困难的关头，我们应该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共同为争取民族权益而奋斗。”（见华校教总出版《教总33年》，页605—606）
继续争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申办独大案败诉以后，董教总和华人社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没有停止过申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努力。1991年，他们提出，在原来为独大选好的校址（也就是今日新纪元学院校址），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计划。“董教总教育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
（一）开展完整师资培训。这是为60所独中教师提供短期在职进修，以及为华小中一些未合格的教师开办短期进修课程，以提高华小教学质量而设
（二）开办学院为中学毕业生提供大专课程。将与国外大专院校联办不同模式的“双联学位课程”，以较为经济的收费，来帮助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子女， 高中毕业之后有机会继续深造。
“1990年，林晃昇退出董教总领导的岗位，但他仍是独大有限公司和他倡议成立的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董事。1991年，林晃昇坚持建造加影华侨岗上的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大楼。这为后来的董教总发展高等教育、创办新纪元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林晃昇的远见、果断、就不会有今天的三幢大楼，就不可能有千余名师生的新纪元学院。”（见林去病著《华教巨星，民权砥柱》一文，载于《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期，页83）。
林晃昇跟林连玉、沈慕羽一样，在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部分完，请继续浏览第二部分——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Saturday, August 29, 2009
事实证明，假的真不了
事实证明，假的真不了
叶新田在2009-8-26的文告告诉华社，他的三个博士学位都是真的，是经过“修读和考核”取得在肯辛顿的2个博士学位和澳洲南极星大学的博士学位！
叶新田说自己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建立在万家安论证的基础上，所以假不了。
可惜，叶新田的文告不敢响应<星报>已证实“Kensington University和其文凭被国际宣布造假的事实。
法庭判决肯辛顿大学非法
我们在此将论据提出来，以正视听。
在商业与消费事务部门的告状下，美国夏威夷法院在2003年10曰29日，判决“肯辛顿大学”非法，法庭并勒令败诉方赔偿学生的损失。判决书记录了整个案件的重点内容http://hawaii.gov/dcca/areas/ocp/udgi/lawsuits/kensington/，可以查核。
这所假大学贩卖假学历的商业公司，因触犯夏威夷非法授予学位的法令，在商业与消费事务中是一种欺骗的商业行为。所以，肯辛顿的假校长(president)在庭令规定下，被迫发函给所有之前获得证书(原文称是证书“diploma”不是学位“degree”)的学生，说明学生只要交回证书，校方可以退回所缴纳的全额学费。
我们要指出，这类贩卖假学历的假大学名单在美国教育部网页记载得一清二楚: http://www.maine.gov/education/highered/Non-Accredited/id-kn.htm，其中包括肯辛顿。美国教育部详细列出百家以上在美国和境外开办的，但不被官方认可的假大学名单(Non-accredi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其中，肯辛顿被注明已被法庭关闭。另外，在马来西亚多位名人荣获博士学位的南太平洋大学 (Southern Pacific University)，则在名单中注明是在马来西亚运作的假大学，也已被法庭勒令关闭。
三个博士学位都是真的，叶新田登上荒谬的顶峰
我们不明白叶新田何以执迷不悟，竟以为会有人相信他在短短两年内可以考取2个博士学位是“修读和考核”得来的。这种两年可得2个博士学位的“博士学制”，除非是买卖假博士的假大学，正牌大学是不会这么做的。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叶新田竟然引证万家安的所谓论证，来支持自己的学历是真的。谁会相信万家安的论证，竟然比美国教育部和法庭的判决更有权威呢?
由一名无聊的文化打手, 来否定相关国家所不承认的学位, 以应证自己的博士学位不是假的, 叶新田是在侮辱大家的智慧, 荒唐至极. 作为董总主席. 竟沦落到这个地步, 确实令人汗颜.万家安也因为护主有功，现在在董总秘书处任高职！
挑战叶新田公开博士论文
我们挑战叶新田拿出三个博士论文，摊在阳光下检验。看看这是怎么样的“博士学位论文”。
为了华教的道德诚信，统考的尊严，新纪元学院的学术地位，叶新田应该马上辞职，停止“自称博士”欺骗华社，危害华教！
华社须严肃看待董总丑闻
我们呼吁华社在星报揭露了这种丑闻后，不要对此“不知不觉”，应该劝退叶新田，让贤给能人。
我们严肃看待假学术假学位的问题，是要建立进步社会，不容叶新田说什么“炒冷饭”、“不甘心”加以掩盖和逃避！
联署发文告者：
新纪元学院前院长 柯嘉逊
前教育系主作 张永庆
前学术主任 詹缘端
叶新田在2009-8-26的文告告诉华社，他的三个博士学位都是真的，是经过“修读和考核”取得在肯辛顿的2个博士学位和澳洲南极星大学的博士学位！
叶新田说自己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建立在万家安论证的基础上，所以假不了。
可惜，叶新田的文告不敢响应<星报>已证实“Kensington University和其文凭被国际宣布造假的事实。
法庭判决肯辛顿大学非法
我们在此将论据提出来，以正视听。
在商业与消费事务部门的告状下，美国夏威夷法院在2003年10曰29日，判决“肯辛顿大学”非法，法庭并勒令败诉方赔偿学生的损失。判决书记录了整个案件的重点内容http://hawaii.gov/dcca/areas/ocp/udgi/lawsuits/kensington/，可以查核。
这所假大学贩卖假学历的商业公司，因触犯夏威夷非法授予学位的法令，在商业与消费事务中是一种欺骗的商业行为。所以，肯辛顿的假校长(president)在庭令规定下，被迫发函给所有之前获得证书(原文称是证书“diploma”不是学位“degree”)的学生，说明学生只要交回证书，校方可以退回所缴纳的全额学费。
我们要指出，这类贩卖假学历的假大学名单在美国教育部网页记载得一清二楚: http://www.maine.gov/education/highered/Non-Accredited/id-kn.htm，其中包括肯辛顿。美国教育部详细列出百家以上在美国和境外开办的，但不被官方认可的假大学名单(Non-accredi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其中，肯辛顿被注明已被法庭关闭。另外，在马来西亚多位名人荣获博士学位的南太平洋大学 (Southern Pacific University)，则在名单中注明是在马来西亚运作的假大学，也已被法庭勒令关闭。
三个博士学位都是真的，叶新田登上荒谬的顶峰
我们不明白叶新田何以执迷不悟，竟以为会有人相信他在短短两年内可以考取2个博士学位是“修读和考核”得来的。这种两年可得2个博士学位的“博士学制”，除非是买卖假博士的假大学，正牌大学是不会这么做的。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叶新田竟然引证万家安的所谓论证，来支持自己的学历是真的。谁会相信万家安的论证，竟然比美国教育部和法庭的判决更有权威呢?
由一名无聊的文化打手, 来否定相关国家所不承认的学位, 以应证自己的博士学位不是假的, 叶新田是在侮辱大家的智慧, 荒唐至极. 作为董总主席. 竟沦落到这个地步, 确实令人汗颜.万家安也因为护主有功，现在在董总秘书处任高职！
挑战叶新田公开博士论文
我们挑战叶新田拿出三个博士论文，摊在阳光下检验。看看这是怎么样的“博士学位论文”。
为了华教的道德诚信，统考的尊严，新纪元学院的学术地位，叶新田应该马上辞职，停止“自称博士”欺骗华社，危害华教！
华社须严肃看待董总丑闻
我们呼吁华社在星报揭露了这种丑闻后，不要对此“不知不觉”，应该劝退叶新田，让贤给能人。
我们严肃看待假学术假学位的问题，是要建立进步社会，不容叶新田说什么“炒冷饭”、“不甘心”加以掩盖和逃避！
联署发文告者：
新纪元学院前院长 柯嘉逊
前教育系主作 张永庆
前学术主任 詹缘端
Tuesday, August 25, 2009
英文<星报>揭露假博士丑闻:新纪元学院前院长柯嘉逊博士, 前教育系主任张永庆与前学术主任詹缘端联合声明
新纪元学院前院长柯嘉逊博士, 前教育系主任张永庆与前学术主任詹缘端联合声明
2009年8月25日
英文<星报>揭露假博士丑闻:
华教领导假博士将伤害独中统考文凭和新院的学术地位
前天(2009.8.23)英文<星报>揭露了“假文凭”的丑闻。
<星报>指出，一名华文教育领导者，也拥有3张博士文凭(哲学博士，肯辛顿大学“Kensington University”，美国)。这对光辉的大马华教运动来说,是可耻的。
<星报>在其调查结果中指出，这项关于“冒牌大学”的学术丑闻，上个月已在星加坡传开去。为此，有数名相关大学的“毕业生”已辞去职位。
大马雇主联合会的执行主任说:“那些知情而执意追逐假文凭,纯粹为了炫耀自己有一份带有光环的履历的人士,将面对较大的风险 … 一旦被揭发，他们将被开除并列入黑名单。”
在学术上或知识上表现诚实，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在这方面表现不诚实，就等于在考试中作弊或抄袭。
“星报调查”(Starprobe)亲自访问并检查了官方网上有关人士的资料。有些人自认被骗，有些则逃避问题，拒绝评论。报导指称:“ 其中一位据称拥有两个假博士学位，没有否认他接受假学位，却反而要求‘星报调查’引述他在南极星大学(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的第三个博士学位。该大学是澳洲一所合法大学。”
叶新田的南极星大学学位是在1998年才取得的，他之前“使用”的两个“博士学位”，却都超过20年了。
今天，统考文凭广受世界各大学承认。我们认为，一个追逐假博士文凭者,完全不应该与华文独中“统考文凭”扯上关系,更没有资格签署“统考文凭”!（董总主办的统考文凭是由董总和教总主席签署）如果外国大学得知签署统考文凭者拥有假博士文凭，统考文凭将失去它的价值。
日前，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说，新纪元有八位博士，将有利于升格为大学。他忽略了叶新田的假博士文凭将会对新纪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新纪元的八位真博士对董事会主席的假博士学位不知有何学术看法?当有一天这所学府的董事会主席叶新田拥有假博士文凭被外国大学揭发时，这会是华教的光荣吗？
新纪元学院和中国的北大、清华及英纽等各国知名大学有学术联系。我们深感担忧，新纪元学院的董事主席却拥有假文凭，学院辛苦建立的学术联系将前功尽废，学生也会被人看不起。
数年前八打灵国会议员潘俭伟才揭露假博士的课题，现在《星报》再次揭露，并多方引国内学术界人士、教育部和国家学术鉴定局(MQA)官员的看法，难道还不是一项警讯吗？
叶新田应以道德为重，即刻辞职
华社必须认清，叶新田的假博士学位为华教运动带来的损害。不应该再放纵一个拥有假博士文凭的人继续领导华教运动。更不要让独中毕业生成为受害者！
这次<星报>把我国的假博士丑闻暴露无遗,叶新田已是华教运动的负资产，这项丑闻已公诸于世，因此他应即刻引咎辞职！
联署发文告者：
新纪元学院前院长 柯嘉逊
前教育系主作 张永庆
前学术主任 詹缘端
2009年8月25日
英文<星报>揭露假博士丑闻:
华教领导假博士将伤害独中统考文凭和新院的学术地位
前天(2009.8.23)英文<星报>揭露了“假文凭”的丑闻。
<星报>指出，一名华文教育领导者，也拥有3张博士文凭(哲学博士，肯辛顿大学“Kensington University”，美国)。这对光辉的大马华教运动来说,是可耻的。
<星报>在其调查结果中指出，这项关于“冒牌大学”的学术丑闻，上个月已在星加坡传开去。为此，有数名相关大学的“毕业生”已辞去职位。
大马雇主联合会的执行主任说:“那些知情而执意追逐假文凭,纯粹为了炫耀自己有一份带有光环的履历的人士,将面对较大的风险 … 一旦被揭发，他们将被开除并列入黑名单。”
在学术上或知识上表现诚实，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在这方面表现不诚实，就等于在考试中作弊或抄袭。
“星报调查”(Starprobe)亲自访问并检查了官方网上有关人士的资料。有些人自认被骗，有些则逃避问题，拒绝评论。报导指称:“ 其中一位据称拥有两个假博士学位，没有否认他接受假学位，却反而要求‘星报调查’引述他在南极星大学(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的第三个博士学位。该大学是澳洲一所合法大学。”
叶新田的南极星大学学位是在1998年才取得的，他之前“使用”的两个“博士学位”，却都超过20年了。
今天，统考文凭广受世界各大学承认。我们认为，一个追逐假博士文凭者,完全不应该与华文独中“统考文凭”扯上关系,更没有资格签署“统考文凭”!（董总主办的统考文凭是由董总和教总主席签署）如果外国大学得知签署统考文凭者拥有假博士文凭，统考文凭将失去它的价值。
日前，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王超群说，新纪元有八位博士，将有利于升格为大学。他忽略了叶新田的假博士文凭将会对新纪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新纪元的八位真博士对董事会主席的假博士学位不知有何学术看法?当有一天这所学府的董事会主席叶新田拥有假博士文凭被外国大学揭发时，这会是华教的光荣吗？
新纪元学院和中国的北大、清华及英纽等各国知名大学有学术联系。我们深感担忧，新纪元学院的董事主席却拥有假文凭，学院辛苦建立的学术联系将前功尽废，学生也会被人看不起。
数年前八打灵国会议员潘俭伟才揭露假博士的课题，现在《星报》再次揭露，并多方引国内学术界人士、教育部和国家学术鉴定局(MQA)官员的看法，难道还不是一项警讯吗？
叶新田应以道德为重，即刻辞职
华社必须认清，叶新田的假博士学位为华教运动带来的损害。不应该再放纵一个拥有假博士文凭的人继续领导华教运动。更不要让独中毕业生成为受害者！
这次<星报>把我国的假博士丑闻暴露无遗,叶新田已是华教运动的负资产，这项丑闻已公诸于世，因此他应即刻引咎辞职！
联署发文告者：
新纪元学院前院长 柯嘉逊
前教育系主作 张永庆
前学术主任 詹缘端
Sunday, August 23, 2009
新院领导变质系列一之焚刊记
以上两张证据照片是学院为了不让外界人士拿到前院长柯嘉逊在2008年12月份院讯上所写的一篇文章《独大之梦 路在何方？》就将有上千本院讯烧毁。
以下是柯嘉逊博士所写的文章
独大之梦 路在何方？
2008年初，新院上下欢腾庆祝10周年校庆。“十载扎根、百年参天”的口号，响彻云霄，大家都期待新院能够跨入一个新阶段，朝大学之路迈进。
过去10年，新院在全国华教人士大力支持和董、理事的参与下，学生人数从148人持续稳定地增长至1700人；从当初的4个科系增加到8个科系；成功凝聚一批学术和行政人员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建立了ISO9001管理体系；把开办之初的350万亏损填平且开始有近100万的累积盈余。这些办学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今年，我们举办学术讲座、周年庆典、10周年晚宴、艺术嘉年华等等，原以为前方的路将会无限宽广，迎接我们的将会是华教的康庄大道。
孰不知，骤然间，阴霾压境。新院的上空布满破坏华教的幽灵，企图吞噬过去10年的建设成果。新院一路来实行的校园自主、学生自治、学术自由的领导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行政及学术主管列席理事会共商院务的优良传统，被所谓的“根据规章”所破坏。
1997年成立的新院，是延续南大和独大之后，华社在本邦申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多年来，我们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在巫统强权政治和单元教育路线之下，走出自己的一条华文教育之路。我们鼓励多语教学，不因认证问题而改变华语教学的原则，坚持不违背董教总华文教育斗争的使命和路线。
董事会成员坚持不续聘柯院长，大家都想知道原因何在？到底是柯院长表现不好，还是他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董事会财政提出新院有“令人不安”的财务问题，却又没提供任何证据。一些所谓华教人士，在文凭认证上大做文章，企图将政府拒绝承认华文大学、华文课程认证等问题，简化为新院学术和行政单位办学不力，并将矛头直指柯嘉逊院长，来合理化“斩除”柯嘉逊的不义举动。
尽管在沈慕羽、张雅山两位元老、超过三份二的教职员工、过半数的学生鼎力支持，要求董事会续聘柯院长一年的呼声响彻云霄，但是，董事会还是不理不睬，不作任何回应，实在令人不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将来历史一定会还受冤屈者一个公道。那些破坏华教的牛鬼蛇神，其身份将一一败露，受千夫所指，成千古罪人。
马来西亚华社独立华文大学之梦，其路向在何方？现有的领导层将带领我们向前迈进，还是将引领我们走入历史的深渊？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Sunday, August 16, 2009
新院招生节节下降，财务状况将再出现赤字？？
新院招生节节下降，财务状况将再出现赤字？？
今年新院一月，三月及八月份招生人数都不是很理想。及潘院长在上任的前几个月打开水喉让新院更新这个，购买这个。到了八月新院总人数不包括教专，人数只有九百多位学生。相比去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足足下降了5百多位。
在之前新院校友会秘书李恩赐呼吁新院关注学生退学日渐增加的事情，但新院潘院长说这是一间学府都会面对的问题，所以不需太着急。但是到了现在2009年8月份最后一个入学招生，新生加旧生也只有九百多位。
新院高层及招生处将会如何应对？学院招生下降，财务也将会再次出现赤字。他们是否就会动用新院一百万的储备金来应付新院开支呢？这只有新院高层及董事会决定的事情，加上新院赞助人越来越少。动用储备金的机率也会相符提高。
竞争也来越强，新院如何应对
除此，新院招生日渐减少。新院也将面对另一个竞争对手，就是Universiti Kuala Lumpur。Universiti Kuala Lumpur已在日前新院计划购买四座于Kajang Sentral的新座店面的同排开设了理工科分院。这也打击了新院潘院长所计划开设理工科的当儿，Universiti Kuala Lumpur已在加影正式开设理工分校。
这样新院将会如何面对越来越多学院的竞争，及新院办学理念是否会再次改变？另外也有消息指出拉曼将会将在Sg.Long的商科搬到实毛月。这样新纪元学院将会面对两大竞争对手的夹攻，新院如何在当中脱颖而出。将考验新院领导能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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